跑量时代过去，精耕的时代来临。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ID:caijingEleven），作者：不止十一人。
黄金时代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目前无法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跑量时代过去了，精耕的时代来临了
11月，北京朝阳区的一个酒店会场。王秋阳在展位间逛了一圈又一圈，她时而抬头看看海报，时而与招生人员攀谈几句，手上积攒起了厚厚一沓资料，迟迟拿不定主意。
这是王秋阳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校的择校展，她的儿子马上面临初升高，没有北京户口，无法进入公立校，只能考虑国际学校。
“我不想让他出国，也不想让他上国际学校。”她对《财经》记者说。国际形势一变再变，出国不是这位普通母亲的首选。
校外的家长在踌躇，校内的学生也不乏退出者。程晖家的孩子之前在北京昌平的一所国际学校就读，在今年上半年因疫情上网课引发的退费风波后，他给孩子办理了转学。他认识的人里，有十多位学生家长已经或正在考虑转学。
他对《财经》记者说，退费事件一方面是中美关系紧张的现实原因，但也暴露出一些国际学校长期积淀的管理和教学质量上的问题。
广东（留服）国际化学校专委会副主任、广州新侨学校执行长袁拔，从业已20余年，眼下是他见证过的国际学校最艰难的时刻。他对《财经》记者预测，今年全国纯国际高中的整体需求可能下降20%，至少一半以上的国际高中完不成招生计划，即便是头部的学校也很难按时按量地完成招生工作。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两三年，更不排除国际高中的倒闭或整合潮出现的可能性。
高速增长的黄金岁月已然过去，国际关系不复从前的蜜月期，疫情期间办学质量与管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彷徨的不只是学生和家长，国际学校们亦处在迷雾之中。
国际高中的招生难关
肖经栋是国际教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宜校的创始人，他早早地嗅到了异常气息。2018年底和2019年初，肖经栋实地调研了21座省市共50多所国际高中和公办高中国际部。结果令人惊讶——80%学校没有完成当年的招生计划，有的学校招生人数同比接近腰斩。
“我拜访的还是当地最好的学校。”肖经栋感慨，一般学校招生情况可想而知。袁拔也向《财经》记者印证，八成国际高中招生不满，与他的感知也基本相符。
国际学校通常不会统一公开招生数据，但袁拔间接从国际学校的咨询公司处得知，即便在国际教育需求旺盛的上海，今年三四月份，招生咨询量也下降了20%-30%。这还只是咨询机构方面提供的数据，“实际的下滑程度还会更高。”
去年尚且如此，今年只会更艰难。
CWA世华学校是一所新开设的IB课程国际高中，执行董事兼中方校长安瀛告诉《财经》记者，疫情期间他们不得不全盘调整招生活动，线下宣讲会改在了线上，线下的笔试、面试也都改为线上，难以与学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
高中生宋睿就读于深圳一所知名公办高中国际部。短短四年间，他经历了国际部从一位难求到冷冷清清的转变。宋睿的上一届开设了四个班，总人数在200人左右。到他这届时，学校原本也按200人配置了师资、设备，但最终学生数量不足百人，缩减至两个班。今年新入学的高一学生更是只有70余人。
《财经》记者了解到，江苏一家国际高中本计划2020学年招收180名学生，但在今年的形势下，校方主动降低了预期，最终招收了近百名学生，但也已经满意了。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外就读的高中生向国内国际学校回流，但这种情况杯水车薪。肖经栋估算，2019年中国在外读高中的学生约8600人，而出国读全日制本科的学生总数约为8万至10万人，这意味着即便海外高中生全部回流，也只占本科留学生的不到10%，难以弥补国际学校生源的缺口。
招生量扼住了国际高中的咽喉，如果持续生源匮乏，大批国际学校很可能走向破产。虽然学校收费高昂，看似资金丰厚，但从纯商业角度看，也不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为避免民办学校过度逐利，国家规定民办学校必须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非营利性的学校举办者不能取得办学收益，结余必须全部用于办学。国际学校中，就不乏大量非营利性质的学校。即便是营利性，办学结余也需按规定分配。
这意味着国际学校前期的重投入，需要更长的回报周期。国际K12探校平台探校先锋负责人潘如飞近期撰文称，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学校总容量的35%-40%，才能保证收支平衡。根据他之前做过的调研和统计，2015年至2020年间，上海就有30余所国际高中和国际课程项目因财务压力等原因停止运营。
博实乐教育（NYSE:BEDU）和凯文教育(002659.SZ)是以国际学校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他们是国际学校中实力较强的选手。博实乐教育（NYSE:BEDU）背靠碧桂园地产，今年6月至8月间，该公司国际学校业务营收同比增长5.8%至4.2亿美元。虽然仍在增长，但增幅大幅放慢，去年，这一数字是24.6%。今年当季注册学生数量也从去年同期将近20%的增幅，降至6.6%，最终为5.4万人。
凯文教育(002659.SZ)主要收入来自朝阳凯文和海淀凯文两所学校。虽然财报中未公开在校生人数，但在2020年前三季度，凯文教育营收同比下降了7.5%至2.2亿元，净亏损则同比扩大24%至9635万元。
黄金时代逝去？
十年前，国际教育行业还遍地黄金。袁拔还记得，那是个公办学校国际部遍地开花的年代。当时政策相对宽松，国际部依托校园已有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办学，只需支付运营成本，就能撑起客单价高昂的留学生意，从财务模型的角度考量，这样的生意再划算不过。众多资本一拥而上，公办学校国际部成了“香饽饽”。
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期间，新增公立高中国际部数量达到129所，同比增长近1.5倍，是当时增速最快的国际学校类型。但2013年国家禁止新办和扩招国际部后，民办类国际学校势头渐盛。
英国老牌私校看中中国的机会，惠灵顿公学、哈罗公学、德威等品牌接连落户中国。英国私校协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其成员校在海外共开设了69所学校，其中中国大陆就有29所，占比最高。地产商如碧桂园、万科也纷纷入局，借国籍学校的溢出效应，拉升周边楼盘价格。
新学说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民办国际学校数量增速以每年10%以上飞升，2016年增速一度达到22.5%。到去年9月底，国际学校总数达到1359所，获得各类国际课程或管理认证的学校有861所。
供给仍在膨胀，但需求却停滞不前。以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美国为例，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美国门户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的增长已降至近年来最低点，同比仅增长0.8%至37.25万。相比五年前10.8%的增速，今年下降了整整十个百分点。
具体到本科阶段，赴美学生数量不增反降，同比下滑了0.5%，只有14.8万人。
制图：柳书琪
“不可能一直高增长下去。”安瀛说，受限于经济水平、欧美教育的承载量等因素，这个行业已经看得到天花板了。
袁拔算了一笔数，除去本科阶段交换或短期项目的学生，出国读全日制本科的学生约有8万人，以1359所国际学校总数计，平均分配给每所学校只有六七十名高中学生，远达不到一般学校的招生目标。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学位供给已经饱和了，甚至是过于饱和了。”
过去，中国经济腾飞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带动了这个行业高速增长。但在全球化退潮的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红利衰退、申请竞争白热化、学位供过于求等，种种现象都指向，发展了数十年的留学行业的瓶颈期已经到了。
安瀛预计到了瓶颈期的到来，此前他估计，“也就是近两三年了”，只是没预料到疫情和国际局势加速了这一过程。
但安瀛并不焦虑。据2020年9月QS发布的国际学生报告显示，仅有4%的准留学生因为疫情放弃了留学计划，大多数学生只是选择延期或更换目的地。
制图：柳书琪
他告诉《财经》记者，虽然疫情带来了很多变化，但仍有很多方面保持不变：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学生对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欧美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度，以及国外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欢迎程度。
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和国内高考的选拔体系。只要这两点因素在可见的未来保持不变，依然会有大量的学生和家长选择国际教育。
相比疫情，安瀛更紧张的是教育政策的明确与稳定。“疫情、美国大选都不过是短期情况，给国际教育行业带来的也只是小幅波动。在义务教育阶段，真正决定这个行业命脉的还是政策。”
田光成是浙江省发展民办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他对《财经》记者指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面临的包括招生时间差、教材课程，和招生范围三大挑战。
最受关注的是公民同招政策（即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步招生）。以往家长常按先民办、后公办的顺序报读，但这一新政彻底颠覆了民办学校招生抢跑的优势，二者被拉回同一起跑线。国际学校属于民办学校，也必须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新政还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这意味着，原本以国外课程和教材为卖点的国际学校很有可能竞争力大打折扣。因为如果授课内容与普通公办学校无异，难有家长愿意为高昂的学费买单。
此外，去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要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换言之，在杭州审批的学校只能在杭州招生，在西湖区审批的学校只能在西湖区招生。
国际学校的收费通常高达十万、二十万元，区域受限后合适的生源将大大减少，招生工作愈加困难。“西湖区的学校招不满，只能申请在杭州市招，但要想在浙江省招，目前还没法突破。”田光成说。
这三大情况的变化，几乎把国际学校和公办学校拉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中国大量有条件的家庭让孩子走国际教育路线，一是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二是对国内高考体系的不认同，三是国内优质合作办学大学项目的供给不足。
疫情导致的国际学校招生难问题，是长期矛盾的短期集中释放。如果进一步看，国际学校招生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和出国留学直接相关的高中部，小学和初中近年来扩张还是很快的，一些优质学校的录取率达到1：4。随着全球疫情缓解，国际大学还将会是中国富裕家庭的首选。
结合这些因素，国际学校的黄金时代是不是真的逝去了，目前无法给出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跑量时代过去了，精耕的时代来临了。2020年，或者会是这个行业的分野之年。
国际教育走向内循环
“国际学校，难道就是出国培训班吗？”在采访过程中，安瀛向《财经》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固有认知里，进入国际学校是为了出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但在留学退烧后，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松动。
“双轨制办学”在业内探讨中被频繁提起。所谓双轨，即一所学校同时拥有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升学体制，既可以留学，也可以高考，相当于为学生上了一道“内外双循环”的保险。
此前具备双轨模式经验的国际学校并不多，只有天津英华国际学校、深圳厚德书院等少数学校。但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学校开始考虑这一模式。5月，广州亚加达外国语高级中学宣布开设了双轨课程，学生在高考之余可以通过“2+2”等渠道留学。
双轨制是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眼下的困境吗？多位受访者对《财经》记者表示，实行双规制难度高、风险大，一方面要求学校对办学格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另一方面学生也难以做到高考留学双准备。“不要轻易转轨，转轨没那么容易。”袁拔强调。
正在读高三的宋睿最有同感。他盘算过，如果现在临时准备明年的高考，获得好成绩的概率渺茫，而降级重读的时间成本又过高。相比参加高考，他和他的同学都倾向于多申请几个国家的大学。
即便是早做准备，留学竞争的高度“内卷”，无形中也加深了两条出路间的沟壑。对宋睿来说，留学、国际教育本是区别于高考和应试教育体系的另一个选项，但现在它正在逐渐变味成另一种“应试”。
原本达标即可的托福、SAT考试，现在却如同军备竞赛科目。宋睿所在的深圳某名牌中学国际部，每个学生都在为了留学申请焦头烂额。“以前高中生托福七八十分也可以，现在我们的要求都是110以上（满分120）。以前SAT满分2400的时候，考到2100就不错；现在满分改为1600了，考到1500都还不算高分。”宋睿顿了顿说，“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刷。”
连社团活动、学术竞赛、志愿服务这些最能体现素质教育的活动，都被准留学生们看作是敲开顶级名校大门的考试科目。为了“刷经历”，有人马不停蹄地参加完一场活动，又要赶赴下一场。
“几乎没有人能同时兼顾留学和高考。”宋睿总结。肖经栋估算，能游刃有余地兼顾二者的学生人数，全国顶多十来人，基本都是提前保送国内高校的竞赛生。
事实上，在诸多双轨制的实践中，学生在一定阶段同样会分流，转向一门心思备战高考或留学，并不存在双重保险的优势。
就算只是开设两类升学通道，对国际学校而言也绝非易事。过去以高考为主轨的学校增加留学轨道，是通过强化英语课程逐步实现的，而现在以留学为主轨的学校想要加入高考竞争，则需要重新设计教学计划和培养体系。这对学校的人力、财力、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在升学年级做大量备考措施是不负责任的。”袁拔说。
另一种更值得期待的内循环是国内教育的国际化。
从去年开始，安瀛一直在厘清一个问题，国际教育与中国教育绝非互斥关系，而应该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国际学校的自身定位，也不该只是出国培训班，而应该是提供一种更国际化的教育体系、文化氛围。
这种思考已经有了初步落地的土壤。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下，一批无法出国读书的学生转向了中外合办项目。9月教育部宣布90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可以考核招录出国留学生，在原有招生指标外增额录取。
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它们的课程评价体系、师资、培养方案都与国外大学无异，可以和国外大学学分互认。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10所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不乏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的分校。
袁拔告诉《财经》记者，过去这类学校只接受高考生，但今年的增额录取相当于给国际高中学生打开了一扇大门。目前中外合办大学正在与教育主管部门协商，从明年开始，承接国际学校学生的大学，不一定是国外高校，也可以是国内的中外合办大学。
现有的问题在于，目前国内优质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供给还十分有限。2019年，上海纽约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的名额仅有226人，但申请人数突破了2900人，录取率低至8%，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211高校。
如果未来供给问题能够被满足，那么相当一部分留学需求将由这类高校承接，“国内留学”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更深刻的变革来自更低龄的义务教育阶段。在被禁止使用境外课程、教材后，现实的因素摆在眼前，高昂的学费定价必然要有与之相配的产品和服务，否则没有家长会心甘情愿地买单。
国际学校被迫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规定动作内进行教育创新、如何体现国内课程的国际性。
英文授课、国内与国际课程融合、国际交流活动等，都是国际学校在小学、初中阶段新的尝试。国内体量最大的国际教育集团枫叶教育(01317.HK)原本主要引进加拿大课程，目前已推出自主研发的国际课程，这意味着此前的国际教育中国化，已经转变为中国教育国际化。
肖经栋用上海谚语形容，这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既有在狭窄的空间求生存的无奈，也有施展多样性的创造力。
这实际上起到了倒逼作用。肖经栋认为，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这套兼具中国教育和国际教育双重特色的体系成熟了，那么未来也许能把中国独特的国际课程推向世界，中国教育也将成为国际舞台上受到认可和重视的参与者。
安瀛也在探索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的融合。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回国，抛弃“出国培训班”这一定位愈发迫切。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0年时出国留学生人数与回国人数比例约是2:1，而到了2018年，回国人数占到了留学总数的78%，绝大部分留学生都会选择回国。
制图：柳书琪
国际学校过去总是希望培养“出得去、留得下”的学生，帮助学生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但如果大部分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最终会回到国内，原本的教育体系就应当重新调整，加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比重。安瀛新的目标则是让学生“出得去、留得下、回得来”。
“我不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会给国际教育带来多大的伤害，其实它会给你释放更大的空间，只是大家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意识到这件事、采取更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肖经栋说。
（应受访者要求，王秋阳、程晖、宋睿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