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先生是伟大的投资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创作的隐喻，也是他的学生巴菲特，这位传奇人物经常讨论的对象。
本文整理自《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杰西·诺曼/文。
如果你在金融市场上需要面对任何风险，例如你有养老金或抵押贷款，或者只是需要货币出国度假，那么无论你是否注意到，市场先生都是你的商业伙伴。
市场先生是伟大的投资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创作的隐喻，也是他的学生巴菲特，这位传奇人物经常讨论的对象。这个比喻包含着深刻的内涵。然而市场先生的情绪并不理智，用巴菲特的话来说，“他有点像一个醉酒的神经病”。如格雷厄姆名著的标题所言，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必须要有一些独立的、基本的方法来评估长期价值，还要有耐心等到市场先生傻到给他们提供机会，并要有足够的财力去抓住它。
但是，还有另一种市场观点，与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观点形成对比。这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它并不是从政治经济学创立之时就提出的，而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核心都是两个关键思想：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价格是对的”和“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么，哪种关于市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市场先生是醉生梦死，还是如有效市场假说描述的那般平稳有序？事实证明，亚当·斯密的思想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关于市场运行的六个规律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嵌入社会的，市场和道德行为一般是相互促进的。商业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是因为它带来了财富，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能够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难以想象的方式生活与发展。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欧洲王子的生活消费并没有大幅超过一个勤劳俭朴的农民，而后者的生活消费超过许多非洲国王，而这个国王却主宰着一万个赤裸的野蛮人的生命和自由”。
此外，商业在道德上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创造了自由，把人们从附庸关系和战争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种自由反过来又强化了道德，因为它允许人们进行不受胁迫的道德判断。我们的正义规范正是以这种道德判断为基础的，而正义和法律是维系市场和商业的力量。这并不是说商业社会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或者处于某种优雅的状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商业社会也有其弱点和不足。
那么，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观察现代世界，如果我们通过斯密的眼睛来分析正常的、合法的市场行为，我们会看到什么？
1、很可能你所做的、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或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受到市场运作的影响，或者是市场运作的直接结果。事实上，市场还发挥着一种幕后作用。
如果单纯从市场的角度，或者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人们的生活，就会忽略另一个更大的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市场导向性较低的，或是市场不重视的，诸如照顾他人的工作、社交、志愿服务、玩耍和奉献等非市场活动。这些活动本来都可以具备经济价值，它们也是基于规范形成的，当然也包括市场规范，而且它们反过来塑造了这些规范—友谊、互惠以及信任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范畴。
2、完全自由的市场，即完全不依赖任何外部规则和监管的市场，在现代世界中是很少见的，而斯密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即使是最虔诚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承认，产权需要是明确、公开和可强制执行的，这意味着需要法律、警察、法院和其他国家机构。即使是私有产权，在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和明确的分散所有权，它的形成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晚。随着更广泛的社会规范和法律的变化，什么可以算作财产，以及如何使用、买卖财产，在法律上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英国，直到19世纪，妻子在法律上一直被视为丈夫的财产。还有最近的例子，音乐过去是以唱片或光盘等实体形式存在，而现在在详细的法律协议下已经获得了网上使用的许可。
3、把所有市场都看作按照单一的平衡机制运作的想法忽略了一点，即并非所有市场都是一样的。
斯密很清楚这一点，他通过对玉米、劳动力、汇票等具体市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由于监管等原因，市场之间的差异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参与者的优势一般不在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某种需求，而在于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并对其进行猜测。英国的住房市场已经演变成一种代理储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上涨非但没有被鄙视，反而大受希望看到自己房产增值的业主的欢迎，这对新买家来说是不利的，并且业主对抵押贷款的依赖让他们对利率变化非常敏感，这就制约了国内政治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比之下，德国的住房市场则以租赁为主，降低了对房价上涨的政治容忍度和经济风险。以此类推。
4、与产权一样，出于类似的原因，市场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今天，市场的变化常常被看作是由技术的转变推动的，这在18世纪也许并不那么明显，当然斯密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书写交流的能力为例：几千年前，类人猿可以用手或棍子在沙子上画画，或者在石头上划出痕迹；随后出现了可用于莎草纸的手写笔和墨水，后来又渐次出现了鹅毛笔、铅笔、钢笔、圆珠笔、打字机、桌面打印机、键盘、智能输入法和自动语音识别。书写工具的自给自足逐渐屈服于市场、竞争、专业化、成本的大幅下降、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普遍的可用性。不过在斯密的时代，变化的速度要慢得多，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是为了应对更广泛的经济条件、季节性因素、政府干预、消费者或生产者的压力、竞争、品味、时尚和社会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5、市场需要基础设施。
在古希腊，市场就已经发展为指定的公共区域。古罗马的广场是一个集市，发展出了民事、法律和宗教功能；其他的集市也在城市中出现，可以买卖肉类、水果、蔬菜和葡萄酒。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市场需要一定规模来支持增长、专业化和创新。在现代，这意味着对基础设施的要求，特别是对能源、通信和运输的要求。其中一些项目可以通过向用户收费来融资，正如斯密建议的那样；另一些项目的规模、复杂程度或风险太大，可能需要通过合作或国家资金的援助来建设。但无论哪种方式，今天的市场通常都需要国家的积极合作，或者至少需要国家的存在与被动支持，以确保市场成功所需的权利、准入性和互联性。
6、市场的运作并不独立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
市场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和我们听的音乐，还塑造了我们对他人的期望、我们的礼仪和我们的信任能力；这些东西反过来又塑造了市场。市场不仅是专家研究的防止被破坏的对象，也不仅是公共政策的中立工具，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人也不是纯粹按照经济激励机制运作的经济机器。恰恰相反，市场受制于“动物精神”，即人类面对未知的信心或悲观情绪，人类被故事和修辞打动的本能，以及人类对不公平或腐败的反应。
总的来说，市场的经济价值既哺育了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又提升了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是斯密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市场构建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种被创造和建构的秩序—一种能影响和塑造其参与者的秩序。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对参与其中的人具有经济价值，也因为它们几乎总是带来更广泛的溢出效益。
市场所表现的局限性
斯密完整的市场观，与歌颂市场总是最聪明或最有益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不用说参照金融市场提出的一刀切的市场模板了。
无论是对“有效市场假说”还是对斯密作为所谓“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都与斯密的实际想法相去甚远。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斯密的观点可以使我们对2008年经济危机表现出的问题有不同的、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可以说，如果领导者了解并接受斯密真正的理念，那他至少可以避免或缓解一些危机造成的影响。因为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以信贷和住房市场为首的资产市场并没有像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监管者预期的那样运行。这些人受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的控制，受制于僵化的专业主义，完全没有关注或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们上文指出的那样，很少有市场是相同的，或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的。但是，至少对关键类型的市场，斯密提供的基本分析做到了惊人的成功。美国私人部门的支出，即国内生产总值减去政府支出，约有75%被用于正常的消费品，即非耐用品和服务，这有时被称为“理发和汉堡包”市场。这些产品不能被转售，而是被制造、销售和消耗掉了，然后再制造、销售、消耗新的产品，这个过程无休止地重复下去。一旦被消耗掉，这些产品就会从市场上消失。对这些商品，买家一般有固定的或自然的最终用途，比如出去旅行，吃掉饭菜，度假，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转换角色成为卖家。这些产品的销售机制一般是像超市那样设置单一的销售价格，而不是像在机场外汇兑换亭上看到的那种买卖差价，或是其他可能的价格机制。总的来说，这些市场是基于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模式运转的，供求双方趋向于竞争均衡，而且运作得非常好。
对这些市场的另一种看法是，它们表现出了所谓的“群体智慧”。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同时满足了4个条件：参与其中的人在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方面是多样化的；人们是独立的，每个人都在践行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听从他人的意见；人们是分散的，因此它们可以更专业化或利用本地知识；有一种手段，如市场机制，将他们的私人判断或选择汇集起来，形成集体决策。
斯密对市场的动态很感兴趣，他能看到并非所有的市场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而且很小心地寻求关于它们差异的解释。尤其是，他特别指出了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的倾向产生的矛盾效应。他认识到这是竞争行为和人们追求上进的核心驱动力；他也认为财富和伟大是具有欺骗性的，是永远不能使人类真正产生幸福的陷阱和幻觉。
斯密指出，这些人因追求“轻浮耀眼的小玩意儿”而错失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这表明他意识到，市场可以由人类的激情和算计驱动。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商品称为“凡勃伦商品”。以伟大的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的名字命名，指那些用于“炫耀性消费”的商品。当价格上升时，这种商品的需求并没有像标准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减少，相反，其需求会增加，因为消费者把价格上涨看作是相对稀缺的信号或地位的象征，因而价格上涨会使这种商品更受欢迎。市场结果往往是有序的，就像常见的珠宝和豪车市场一样。但是，泡沫、狂热和崩溃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种市场并不总是有序的，它们也可能起伏不定。
资产市场往往具有类似凡勃伦类型的特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但它们有共同的特征，它们与“理发和汉堡包”这类非耐用品市场有很大不同。在资产市场，如房地产、信贷、衍生品和其他证券市场中，产品不会腐坏，它们被交易和再交易。特别是证券，其买方和卖方一般不是固定的，而且会根据价格转换身份。市场机制一般是竞价模式，而不是“买入或放弃”的单一定价模式。因此，资产市场的功能与产品市场截然不同。
在资产市场中，既有特殊的渠道，也有一般的渠道，它们将资产价格上涨、信贷增长和盈利能力关联在一起。这使得资产市场本质上就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会导致危险的从自我强化繁荣到萧条的周期，这又会对更广泛的经济造成可怕的伤害。这正是2008年经济崩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是那种更为频繁和熟悉的，由整个商业周期的盈利能力下降驱动的衰退，而是由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引发的资产价值的根本性转变，并在适当的时候从美国和英国蔓延到了全球。
相比之下，斯密提出的市场理论不是单一的。在《国富论》第二卷对货币和资本的讨论中，他分析了1772年艾尔银行的崩溃，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在那个案例中，他注意到这些内容：银行需要谨慎地持有准备金以防止贷款风险；了解客户对判断客户的信用度的重要性；市场的虚张声势对人们情绪的影响；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汇票的流通和结算导致的市场加速；过度繁荣的市场如何逐渐脱离真实的生产性投资；借款人和投机分子对限制性政策的抵抗和公开游说；艾尔银行的交易中隐含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以及早期的繁荣如何扩大了后续的衰退。以上的每一项都能在我们对2008年经济崩盘的分析中找得到直接的对应。
在讨论到过程中，斯密明确指出，他所赞成的“自然自由体制”并不是让人们为所欲为。这表明，现代人理解的源自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他特别谈到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性主张：“可以说，限制私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银行家的期票，无论金额大小；或者在他们的邻居都愿意接受时限制银行家发行这种票据，这些限制就是对自然自由的人为侵犯。法律的天职本应是支持人们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同时他也对另一些主张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并且他的反对是很坚决和有预见性的：“毫无疑问，这些规定可能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是对自然自由的侵犯。但是，如果少数人行驶自然自由权利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的话，那么他们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这种限制与政府是自由还是专制的无关。这就如同为了防火而建立防火墙一样，（防火墙）也是对自然自由的侵犯。这里谈论的关于银行业的监管（同防火墙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们只能遗憾，到了2008年还是没有这样的防火墙。
【英】杰西·诺曼著，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杰西·诺曼(Jesse Norman)
英国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名誉院士，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理事，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巴克莱银行任职。著有《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