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在降低

2021年,中央宣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其背景是,近些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1950-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下滑到1.6。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但必须看到,即便如此,其降幅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幅。2018年,全球平均水平为2.45,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2,不仅远低于平均水平,且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在全球位居倒数。即使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相关政策不断根据新形势作出调整。2011年11月,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接着,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只是较为短暂地影响了出生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786万,比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增加171万。随后几年,全国出生人口总量逐年下降,2017年为1723万,2018年为1523万,2019年为1465万。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同比2019年减少175.5万。总体分析,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低于2019年,再创1949年以来新低。

生育意愿人数早就在降低

从世界银行数据材料看,在出生性别比例正常情况下,国际上普遍认为生育更替水平为2.05-2.1,也即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05-2.1个孩子时,能够实现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更替平衡。因此,不少国家早就发出感叹,再过若干年岁月,我们就会“没人”了。

但中国历来是一个强调“多子多福”的国家,为什么现在提倡“多子”却收不到实际效果了呢?

实际上,生育观念的变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观念变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并于80年代初成为“国策”。在此期间,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99年科研基金项目“二十年来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中发现,在1979年至1999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总体而言,居民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差别。上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至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至2人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理想子女数多以2孩为主,城市居民理想子女数以1孩为主。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农村在理想子女数的变迁上有一定差别。比如北京农村的理想子女数一直呈下降趋势,上海、山东农民的理想子女数并无多大变化,东北地区、浙江省农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下降明显,由80年代中期2.4人左右降至90年代末1.60人左右,而西北省区农村中,呈现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

不完全符合人口理论的生育意愿,有时升有时降

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维持或提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想生孩子的人数会逐渐减少。

但在中国,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二十年的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提高对一地的生育意愿影响较小。尤其像广东地区,尽管富裕程度在此阶段提升较快,但仍拥有较高生育人数意愿。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从物质变化到思想变迁,会有一个滞后性。物质变化的初期,思想变迁往往并不会马上发生,需要假以时日。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城乡间的“生子”意愿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开始逐渐缩小。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显示,城乡之间在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到了2006年,8月的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8个,非农业户口的为1.60个。同时,城乡居民都偏好生育一儿一女的性别组成结构。2013年,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农业户籍、非农业户籍以及流动人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98、1.82、1.92。数据反映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均有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也就是说,随着整体富裕程度的提升和城乡间的差距有所缩小,所有居民的生育人数愈加趋同,同时,较上世纪有所微微上升。

一种跨代际的生育意愿影响

但“2002年北京市个人生育意愿问卷调查”就已经展现出一种新趋势,那就是,到了21世纪,第一批“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年轻人开始步入婚育年龄,他们对婚育会有什么想法呢?此次调查归纳了以独生子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三个特征,一是理想子女数量的选择总体上呈现偏低发展趋势,对于生育2孩的选择明显低于1孩;二是性别偏好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化和上世纪的性别歧视,而呈现女孩偏向;三是当代年轻人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并且在生育行为方面的选择更加自主。

毋庸多言,这个调查的结果和后来近二十年的生育趋势有极大的一致性。

经济变迁和政策制度的影响,可能是跨代际的。改变并不在当时所受影响的一代人身上马上显示,因为他们虽然受到了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的最直接冲击,但其观念改变有一个滞后期,其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不会马上发生改变,而是在行为上之间适应“新形势”,思想上在一段时间却依然沿袭“旧制”。而下一代人出生于“新形势”,其所经受的经济变迁和政策环境对其行为没有“冲击”,但对其思想有“孕育”,他们才是最终承载文化性、思维性改变的人,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奇妙的“隔代遗传”影响

从这一点看,经济和政策变迁发生了一种奇妙的“隔代遗传”式影响,第一代人或许在社会变迁的冲击下发生了即时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是实用性的、选择性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能够被完全扭转,仍然存在着固有的思维,并且在环境发生改变,或者选择性变得更为宽松时就可能更快恢复“传统思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调查来看,就很明显能够发现,尽管生育意愿被一时压低,但总体还是保持了平稳的“多子”观念,在男女性别上的传统偏好也没有变,当经济富裕后,生育意愿也发生了相应的提升而非理论上的降低。

第二代人则生长在改革开放后和“独生子女”政策中,他们的“传统观念”及文化环境已经和“多子”无缘。国家经济腾飞带来了家庭与个人财富增长,他们的观念就基本上吻合了人口学家的理论,经济富裕带来了关注点的转移,人们更加注重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会减少生育意愿。

第三代人则是结果的表现,晚婚、晚育、少子、不育,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出来,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似乎并没有取得之前有些学者所预计的“爆发式”生育,有些人用开玩笑的方式感慨说,能生的不愿意生,愿意的没能力生。细究起来,并非戏言。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前的一代人,还拥有生育的传统意愿和观念,但生育能力已经有限,而第二代人的生育能力还在,其生育意愿中的传统观念已经没有。

由此理解,政策出台后,其影响力看上去也许是暂时的,但这只是表象,结合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更长远的,而且其结果表现方式可能是跨代际的,从而对以后几十年甚至百年的社会结构、形态和意识产生影响。因此,今天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几十年前的政策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待机的影响,会给现在带来的结果,也可能要考虑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新时期的挑战。

后记

所谓趋势的形成,绝不是一时之功,也不是一时之力就能轻易改变,

尤其在这个流动性极快的现代社会,信息流动和交互的速度越来越快,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公共管理和服务要考虑的内容和内涵可能也就要变得越来越立体。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