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女性影人迎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了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作者:陈一。

疫情背景下,为数不多的好莱坞大片上映,但也出现个有趣的现象,女英雄登场的风头要盖过老爷们儿了。

例如,今年内地电影市场上映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中,一部是来自迪士尼的东方公主新传《花木兰》,一部则是DC当家花旦神奇女侠(《神奇女侠1984》),遗憾的是漫威的《黑寡妇》撤档了,不然「她力量」阵营中还要再多一员猛将。

放眼全球,除上述电影的出现外,华裔女导演赵婷还拿下今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其也接下了漫威超英新作《永恒族》的导筒。另一边,同样是华裔女导演的阎羽茜执导的《猛禽小队和哈利·奎恩》也于今年初上线——越来越多的女性故事、女性作品以及女性创作者的涌现之下,更有媒体将2020年冠以“女性电影年”的称号。

回看这一年,女性力量的爆发无疑成为电影历程的鲜明标签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爆发并不等同于成功,女性力量的蒸蒸日上也并不意味着创作的绝对成功保障,轰轰烈烈的口号也喊了有几年,那么在当下这个时刻,「她力量」背后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什么呢?

女性影人,突破重围

作为世界电影体系的先进代表,女性力量的崛起与爆发也在好莱坞表现最为突出。因此,我们先通过好莱坞的故事窥看全球电影行业。

在当下的好莱坞,像《神奇女侠》系列这类以女性为主角、由女导演在幕后主导的电影比重已经越来越高。根据票务网站Fandango的统计,在2020年最受期待的十部电影之中,有一半都出自女性导演之手。

▲《神奇女侠1984》导演派蒂·杰金斯与主演盖尔·加朵

对于女性影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消息,毕竟,不只是好莱坞,男性一直以来都在影视行业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资本方也通常更加倾向于男性导演。比如,在奥斯卡的历届获奖作品中,截止至2018年,女导演作品的占比仍未超过5%,而在今年的金球奖入围名单里,无论是最佳导演还是最佳编剧,其中都没有任何女性的身影出现。

美国电影行业的多元化发展不足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外媒的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在全美票房排行榜前100的影片中,女导演所占比例在2019年才刚刚超过10%——这一数字在2018年为4.5%,2017年为8%,之前则更低。这就意味着,在2017年之前,全美每年票房前100部影片中只有不到5部由女性执导,而这其中还包含着许多联合执导的作品,如安娜·波顿与瑞安·弗雷克联合执导的《惊奇队长》、珍妮弗·李与克里斯·巴克联合执导的《冰雪奇缘2》等等。

▲与瑞安·弗雷克联合执导《惊奇队长》的安娜·波顿

2017年,轰轰烈烈诞生的Me too运动使得情况发生了转变。浩大的声势之下,女性在各个行业中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电影行业中,女性角色的戏份明显上涨、女性影人的话语权逐渐提高,而一些电影节和投资公司也变得更加愿意为女性导演创造机会。

以圣丹斯电影节为例,自2017年至现在,电影节入围名单中的女性主义电影数量大增,包括主竞赛单元在内的各个单元中,高达34.5%的长片作品都来自于女性导演,同时,也有不少男影人借着影像表达出了自己对女性处境的关注;同时,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场刊最高评分、最终成功拿下评审团大奖的正是一部由女导演执导、主创阵容几乎全部为女性的影片——《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作品《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与此同时,2019年,格蕾塔·葛韦格的《小妇人》、奥利维亚·王尔德的《高材生》、劳伦·斯卡法莉娅的《舞女大盗》、王子逸的《别告诉她》等都引发了一定的关注,而几个月前上映的电影《花木兰》中,由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导演妮基·卡罗最终选择将花木兰的将军兼爱人角色李翔的戏份完全删除。

对此,《花木兰》制片人杰森·里德说到:“我认为,尤其是在‘Me Too’运动存在影响的特殊时期,一个指挥官式的领导人物同时还与主角有着情感关系可能会让人不适,我们也不认为这个角色应继续存在。”虽然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争议,但不难看出,在越多越多的主流商业作品中,创作者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正在增强,他们对于平权运动的反思也在不断增加着。

▲《花木兰》导演妮琪·卡罗在影片拍摄现场

在好莱坞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其实一直存在:那些可能成为票房巨作的商业大片均是男性专属,女导演通常只能在小体量影片和短片中分得一杯羹。若是从这一点出发来看,那么2020年的确配得上“女性电影年”的称号——毕竟在今年,好莱坞女影人执导的终于不再仅限于小型独立影片了。

对于行业而言,女性题材作品的涌现必然十分重要,但是,只有当女性导演能在多个题材种类、多种预算级别的影片中都有所涉猎时,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平权才有可能出现。

潮流之下的世界女影人们

关于女影人的崛起,好莱坞著名演员及导演朱迪·福斯特曾说,这是美国电影行业一直都需要看到变化的“最后一个领域”,以及“我们需要突破美国人的头脑,让他们知道这个行业需要女导演”。

对此,她还提到:“欧洲在这方面一直都非常领先。”

▲好莱坞著名演员、导演朱迪·福斯特

实际上,欧洲的现象也并不乐观。去年十月,欧洲影视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8年影院上映的21054部欧洲长片电影中,只有17%的作品由女性导演执导(共计3618部),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还是19%。

比例的下降只是一方面,重磅作品的诞生同样不容忽视。近几年来,法国导演朱利亚·迪库诺的《生吃》(2016)、意大利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的《幸福的拉扎罗》(2018)、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执导的《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等都是十足的话题之作。

▲大热作品《燃烧女子的肖像》

欧洲之外,女影人的崛起之势也在其他各地都有所体现。

在印度,斩获大奖无数的著名导演米拉·奈尔从未停下过创作的脚步,在拍摄完关于象棋神童菲欧娜·木塔西的纪录片《卡推女王》(2016)后,她的最新作品《如意郎君》又即将于今明两年问世;曾拍摄出角逐奥斯卡之作《印度有嘻哈》的导演卓娅·阿赫塔尔,近两年也拍摄了一部被誉为印度版《欲望都市》的电视剧集《爱欲故事》,作品中,卓娅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印度女性对爱情、性和婚姻的态度,刻画出了她们开放且自由的一面。

不能不提的还有阿兰克里塔·什里瓦斯塔瓦执导的《我罩袍下的口红》。这部典型的女性主义电影已多次斩获影展奖项。该片在印度本土曾因题材敏感而被封禁,但对此,阿兰克里塔坦言到:“我不会气馁,我会一直抗争到《我罩袍下的口红》能在印度的电影院上映为止,而且只要我还能拍电影,我就会继续拍摄‘以女性为主导’的电影。”

▲阿兰克里塔·什里瓦斯塔瓦作品,《我罩袍下的口红》

中东国家中,导演娜丁·拉巴基因影片《何以为家》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黎巴嫩女导演,而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沙特阿拉伯首位女导演海法·曼苏尔也带着最新影片《完美候选人》亮相于世人眼前。

东亚方面,韩国的金度英在去年凭借一部《82年生的金智英》而广受好评,除此之外,被誉为韩国版的《一一》的《蜂鸟》(金宝拉导演处女作)、入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道熙呀》(郑朱莉导演处女作)、聚焦于同性之爱的《恋爱谈》(李贤珠作品)都曾在亚洲引发过不小的讨论。

▲金度英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

在日本,自从新世纪之后,一批优秀的女性导演就迅速占据了人们的视线。除了戛纳常客河濑直美、人气导演西川美和、话题点十足的蜷川实花等以外,顺应着女性主义的潮流,著名青年导演山户结希(代表作《溺水小刀》)还于今年策划出了电影项目《21世纪女孩》,计划邀请12位出生于1980-1990年代的女性导演,各制作一部8分钟以内的短片。

“女性在电影院里仍处于隐身的状态,如今十部在剧场上映的电影中大概有一部出自女性之手。”同时,山户结希还预测到,21世纪将是女性电影的世纪,将会有更多来自女性、面向女性的电影被制作出来。

▲导演山户结希

总结而言,在女性主义迅猛发展的刺激之下,全球各地以男性为中心的电影体系正在面临改革。不过从更广义范围看,虽然正在力争掌握话语权,好莱坞之外的更多女导演的脚步还尚未涉猎到商业制作的领域,那些引起轰动的作品也多局限于小成本文艺片。

回看国内市场,中国的脚步仍显得有些缓慢。据统计,2020年大陆地区公映的全部国产影片中(重映作品暂不计入),仅有8部出自女导演之手,如果说这一数字与疫情相关,那么在病毒尚未席卷而来的2019年,女导演的公映作品也仅有13部。

▲ 数据均来自灯塔专业版

虽说我国的女性导演们也曾创作出票房佳作《后来的我们》(刘若英导演,总票房13.6亿)、《超时空同居》(苏伦导演,总票房9.03亿)、《无问西东》(李芳芳导演,票房7.54亿)和话题之作《嘉年华》(文晏导演)、《送我上青云》(滕丛丛导演)等,但比起上述各国而言,整体情况仍然不佳。

博弈主流,困难重重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女性导演群体凭借着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化的艺术追求为观众带来了诸多惊喜,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马俪文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李少红的《恋爱中的宝贝》等都是中国影史上十分成功的文本。中国绝对不缺少好的女性电影创作者。

▲黄蜀芹作品《人·鬼·情》

相比于男导演的作品,女性导演的作品通常更加注重女性意识的表达、细腻情感的刻画和对边缘人物的关注等。可以说,她们女性化的拍摄视角和思考角度很好地丰富和拓展了了电影题材和内容,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创作特征其实与当下市场重娱乐、重商业回报的需求并不符合。

随着市场发展,影视作品的拍摄已经成为了一项深受市场和资本左右的集体创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商业逻辑都成为了行业中愈发具有支配力量的强势话语。这种情况之下,电影形态和观念的转变也对女性导演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更多女性开始步入商业题材的创作,而其中一些也确实成绩斐然。例如,蒋雯丽导演的作品《我们天上见》(2009)曾为国内电影行业开启了全新的“清明档”,而金依萌的《非常完美》(2009)则将小妞电影带入国内、顺利开创国内时尚爱情片的先河。

▲导演金依萌

如果想真的消除性别偏见、从根本上提升地位,让更多女导演参与到主流商业片的创作中去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并不意味着对商业的妥协,毕竟,商业价值与专业价值同样重要,只有当女性所涉猎的领域更加全面和广泛时,“女导演”中的“女”字才有可能真正地被去掉。

▲姚婷婷作品《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现如今,愿意让女性导演负责商业大制作的情况仍然不多,男性在项目资本投放时依然是优势被选择者。

以近两年的中国为例,在2019年和2020年,女性创作者们只有5部作品票房过亿(《一吻定情》(陈玉珊导演,1.74亿)、《半个喜剧》(周申、刘露联合执导,1.88亿)、《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姚婷婷导演,5.05亿)、《喜宝》(王丹阳导演,1.13亿)和《如果声音不记得》(落落导演,3.13亿)),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仍以中小量级影片居多。

▲导演苏伦

如今,作为世界电影发展排头兵的好莱坞公司已经显示出了让女影人参与商业大片创作的苗头,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会引发趋势带动潮流,接下来,其他国家想必也会跟上步伐、继续帮助这些女性提高“能见度”。对此,有外媒预测,2021年女性电影的比例还将持续上升,但对于未来是否还有上升空间这一点,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固然,女性创作阵营的扩大也并不意味着作品成功概率的同步提升,毕竟这仍然是一个尝试与开拓的过程,例如年初上映的《猛禽小队和哈利·奎恩》口碑扑街,《花木兰》和眼下的《神奇女侠1984》都深陷争议,所以需要明晰的一点是,女性创作者并非作品背后的保险,而是更多元化创作道路发展和更广泛创作群体出现的新代表,只有不断尝试、不断创作,好影片出现的几率才有可能变大。

诞生本就是一种突破,而优秀的作品也将在突破之后经历再度升级出现。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题材类型如何,希望更多的女性导演作品被认可,其地位得到改善。虽然前路漫漫,但不以性别论长短的美好愿景终会实现,女影人们也终将会获得主流的尊重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