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01.6万亿元，这是中国经济首次超过百万亿元大关。无论如何，这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跃升至17.5%之后，中国该如何定位自身的全球角色？会面临哪些新的约束条件和挑战？又该如何寻找经济的新动能？
董煜认为，GDP突破100万亿的标志意义，不仅是经济增长上的意义，更表明了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是更加均衡、协调、健康、绿色、安全的发展；这100万亿实现的过程，也是结构优化、民生改善、效率提升、环境趋好的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ID：AtomThinkTank），受访者：董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访问：涓涓，实习运营编辑：鞠芝曼，原文标题：《中国经济超100万亿之后，如何打造发展的新动能？|原子智库独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GDP突破100万亿，不只是经济增长上的意义
《原子智库》：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101.6万亿元，这是中国经济首次超过百万亿人民币大关。在2020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的节点上，您如何看待中国GDP站上百万亿元的意义？
董煜：从100万亿数值本身来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是一个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现，具有很强的标识性。
可以从几个维度去看：一是从发展的维度。2012年我国GDP是50万亿，2020年是100万亿，十八大以来跨越了全新的台阶。
二是从横向对比看，2012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11.5%，现在预计可能提高到约17.5%——8年的时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这在大国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再者，这100万亿不是孤立的数据，要从整个指标体系去看，其他数据也是同步增长的。比如收入同步增长，实现了比2010年翻番；也保持了经济结构的改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现代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节能降耗持续推进，单位GDP的能耗数要比过去少得多，等等。也就是说，这100万亿实现的过程，也是结构优化、民生改善、效率提升、环境趋好的过程。
总之，这个100万亿的标志意义，不仅是经济增长上的意义，它更表明了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是更加均衡、更加协调、更加健康、更加绿色、更加安全的发展。
《原子智库》：中国40年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增长背后的逻辑？您认为最重要的点是哪些？
董煜：最重要的，肯定是40年来我们持之以恒地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的潜力，培育和形成了经济的内生动能，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发展惠及人民。从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时刻关注着在经济增长中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特别是注重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难点问题、突出问题的解决。
比如2016年的中央财经领导第14次会议，研究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比如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垃圾分类、农村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每一件事情都是人民生活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如果不去推动解决这样的问题，今天实现的100万亿也会变得没有意义。
因此，这些年来，中央一方面推进稳增长，另一方面也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均衡性，不是光为了追求数字上的100万亿，是实实在在让各类人群都能够在发展中获益。
100万亿之后的新动能
《原子智库》：中国过去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如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已完全不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兴起，国内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结构调整、环境约束等都必然使中国重寻发展的动能。中国还有哪些潜在的增长动力源泉？
董煜：中国曾经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条件，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别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人口大国其实也具备，为什么这些国家往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没有？是因为中国有独特的优势——对发展理念和策略的坚持和创新。我们通过持之以恒地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保持大的战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步一步使蓝图变为现实，而不是像有些国家的战略方针不断“翻烧饼”，摇摆不定，带来发展不稳定、难持续。
100万亿只是代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比以前更加复杂。过去一些传统的优势正在消失或者弱化，也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些关系我国发展中长期的支撑因素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去更新发展理念和策略，要打造发展的新动能，才能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在“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中，中央会重视一些点上的突破，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环节，会着重通过这些环节的先行突破，带动面上任务的落实。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任务的部署看，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意味着，今后的重大规划和政策，会更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落实。对此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新的动能有哪些？
首先是创新。“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到第一条。这就需要在“十四五”时期，通过率先在科技领域深入推进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解放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在产业方面，当前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在创新的需要下，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愈发突出。要打造产业领域新的动能，就再造我们产业发展的基础，打造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材料、新型基础技术，特别是要大力培养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上个月总书记给广东职业技能大赛致信，充分表明了中央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参加这个大赛的大概2000多人，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8岁，这意味着传统概念中的“大国工匠”已经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年轻化的高技能的产业人才队伍，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能。
在改革开放方面，去年中央作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如要素市场化改革、海南自贸港以及深圳改革示范区建设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既寻求改革的总体推进，又在重点领域突出改革的关键环节，再在点上去实验改革，并把经验及时复制和推广。“十四五”期间，我们可以把眼光聚焦到深圳、海南这样的试验区，去看看会有哪些新鲜的经验。这些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以后，也会成为发展的重要动能。
再一个动能是绿色发展。这个越来越成为中国新的名片，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么重视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建设和改革。我们不但在全面推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还在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国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做的事情，在全球都有探索意义。绿色发展会让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更高，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也会成为经济发展一个新的重要动能。
我们高度重视民生，一方面着力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生改善会带来消费升级，带来内需市场的提质和扩大，这对中国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打造新发展格局，要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也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这个战略基点来自于民生工作。通过做好民生的保障，消除人民群众消费的后顾之忧，来实现消费市场不断做大，需求的结构层次进一步升级，反过来对供给产生新的拉动作用，通过提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在区域方面：十八大以来，区域布局方面新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京津冀、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布局已经部署，通过进一步明确区域的主体功能，带动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以区域之间的一体化破除区域性壁垒。这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源，加起来就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将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整个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会进一步增强，这个带动作用又会成为我们发展的新动能。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跃过三道坎
《原子智库》：怎么理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对困难时，体现出来的韧性和制度优势？
董煜：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GDP突破100万亿，增长曲线相对来说是平缓的，但不是风平浪静的过程。回顾一下，2012年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GDP再没有回到过8%的平台上，实际上已经告别了过去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情况比那些国家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但是显然中国走的是最好的。
我将这个过程概括成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迈过的三道坎：第一道坎，当进入发展新常态以后，除了增长速度换挡、出现了结构调整的阵痛外，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没有过去。当时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工业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以及经济风险上升。
问题积累到上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已经比较严重，必须在经济发展策略上进行调整。而每当这样的坎出现的时候，中央都对问题及时总结，发现症结所在，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举措，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2015年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扭正了价格信号的扭曲，使得经济企稳、企业利润回升。
第二道坎，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后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那个情况下，中央一方面坚持立场，“斗而不破”，积极应对经贸摩擦。同时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为落实“十九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一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供改新八字方针，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经济面临的问题，把经济重心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这使我们成功应对了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影响。
第三道坎，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及时准确分析形势，一方面有力抑制疫情蔓延，及时阻断疫情的扩散，另外一方面从经济工作上及时准确出台了应对措施。4月份政治局会上出台了“六保”方针，及时稳定了各方预期，也就守住了经济工作的底线，才能实现经济的回升。
与此同时，在应对短期突发事件的同时，没有耽误“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和编制。这就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不管当前的形势多么复杂严峻，都不会只盯着一个点 、一个断面，而是把短期和中长期的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去考虑。如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外需变化的需要，更是着眼长远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的路径。
总的看，每一次风浪来的时候，中国经济都能及时稳住舵，都能够及时把握正确的方向，这样才能够把风险克服在还没有对经济造成太大伤害的阶段，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发展的稳定性。
蛋糕做大之后
《原子智库》：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蛋糕做大之后，如何让更多的百姓分享发展的红利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您如何看待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方向？当前中等收入阶层正日渐庞大，但是显然这一阶层的比例还是偏低，对于让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您有什么建议？
董煜：稳定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肯定是一个最终方向。怎么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几年前的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已经作出了相关的部署：一方面要继续去做大蛋糕，继续提升蛋糕质量；另一方面，做好“提低、扩中、调高”工作。
对这个问题，我有几个想法和建议：首先，不要马上针对分配制度本身去看问题，要通过创新、通过产业去增加科研人员、产业工人和企业家的收入，更多用经济工作的办法去看收入，要把大的事情做好。
其次，就业很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毕业生也是就业困难群体，要做好充分的保障。
再次，城市化问题。城市化也是关系收入分配的根本性问题，只有持续稳定坚持不懈地推进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绝大部分中国人收入的增长问题。我们的城市化依然要着眼于以人为核心，尤其是要解决新落户这部分人的就业和公共服务问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关系长远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当然今年的经济工作中，继续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也是一个重点。
总之，要多管齐下，更多的从经济工作大的逻辑出发，去推动收入的提高。
《原子智库》：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的整体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显然是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差距，怎么看在提高福利和保持发展活力之间的平衡？
董煜：首先，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能忘了要提高群众的获得感，要去解决群众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这些很多都要通过提高福利水平，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去推动。我们现在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第一要义，民生福祉的提高，要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央强调，在民生、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多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这就要更多关注薄弱领域、弱势群体，要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到这些领域和这些人群上，这部分弄好了，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随着发展条件的改善，在“十四五”期间也许还有新的空间。也许有条件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也是应该鼓励的。
《原子智库》：中国人均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绝非易事，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向更高收入国家迈进途中需要面对的难题？
董煜：首先，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还是结构性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产业基础整体还比较薄弱，服务业的结构也不尽合理，最终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也还不如那些发达国家。再加上我们过去追求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比如投入消耗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有改善，但跟先进国家比，还有一些差距，管理上粗放的问题还是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是还没有到富裕的情况下，老龄化问题就凸显了，比一些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去重视和解决，它一定会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特别重大的问题。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要破解，只有从长远战略去着眼，从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上去着眼。长远的战略要结合“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去落实一些各自领域的指导性的战略和具体的任务。
重新定位中国角色
《原子智库》：中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占美国的70%，占全球经济17%左右，如此庞大的体量和影响，该如何定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董煜：我们过去是全球最大的工厂，今年以后，我们也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同时具备这两个“最大”，是我们发展的最大优势所在，要用好和保持这两个地位，这是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立足点。
结合疫情的特殊情况，18个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是正增长，中国对稳定全球经济、保障各国社会基本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稳定生产、稳定输出，那么全球将面临一次恶性通胀，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过去几个月率先稳定，给我们创造了时间窗口，在接下去一段时间内，可以想象，世界经济仍会处在混乱的状态当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要思考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世界战胜疫情，会迎来一个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如何进一步巩固现在格局中的地位，如何能为全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除了提供产品之外，我们还要提供一些其他的，比如发展的经验、稳定经济的经验，同样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经过这次疫情，相信大多数国家会更加认可中国发展的模式，我们也要去做好系统的总结和宣传，能够给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因为只有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国家，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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