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王媛，编辑：靳锦，原文标题：《什么是“社会性死亡”？》，头图来自：《完美陌生人》
你经历过“社会性死亡”吗？轻则脚趾抠地无地自容，重则名誉扫地颜面无存。随着豆瓣“社会性死亡”小组的“出圈”，“社会性死亡”一词成为2020年最受关注的网络热词之一，并在多件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中频繁出现。
从社会学中对死亡的社会性确认，到对“尴尬场面”的戏谑，再到形容社交媒体舆论下热点事件当事人的生活状态，甚至逐渐与“网络暴力”相挂钩，不到一年时间，“社会性死亡”一词的含义已经经历了数次转变。人的“社会性”是否在社交媒体时代发展出了新的特征？我们如何看待“社会性死亡”式的网络讨论？它有何价值？又如何与“网络暴力”相区分？
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与我们聊一聊“社会性死亡”的话题。在刘能教授看来，围绕它的亚文化实践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值得被正视与利用，但也有必须警惕的弊端。
探讨“社会性死亡”的话题，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又一个“赛博尸体”的诞生，它更有关于我们如何适应、并在未来更有序地“数字化生存”。
一、褒义的”嘲笑”，集体的欣赏
智族GQ：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社会性死亡”一词？对其中的“死亡”怎么理解？
刘能：见到这个词很早了，它本来表达的是对死亡的社会性确认，我们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也有法律意义上的死亡，比如长期失踪人口可以在法律上被宣布为已经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启动后续的社会程序。社会性死亡也是一种分类，让一个人身边的人知道他死亡的信息，从而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观感当中，把他跟死亡勾连起来。葬礼就是社会性死亡的一个宣告仪式。现在在网络上它的含义变化了，它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超过了别人的期待，从而引发了在场的社会制裁。新的判断代替了旧的期待，那死掉的是什么呢？死掉的就是你的形象，你的声望，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意思。
智族GQ：如何理解“期待”？您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越轨与犯罪社会学》，其中“越轨”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解释这种“脱离了期待”的状态？
刘能：越轨简单来讲就是你违反了绝大多数人在前一个时段里面树立的共识，同时大家对你的行为做出了特定的负面的社会反应，并产生了真实的后果。期待指的是人们眼中对你的形象，对你扮演的角色，或者你所承担的责任的预判。因此期待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事，只要你不符合我的期待，那你就是越轨。所以这个期待到底是谁的期待就变得很重要。是大众的、主流文化的期待，还是亚文化小群体的期待？
智族GQ：去年在豆瓣上一个叫“社会性死亡”的小组火起来，把这个词带入了大家的视野，最初在小组里这个词其实是用来形容一种尴尬的状态，“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刘能：尴尬是最低级别的形象受损。比如你在一个很隆重的场合不小心放了一个屁，并且被别人注意到了，超出了别人对你在这个场合形象的预期，它的确会引起社交上的不适，但不涉及对你本质的判断。
豆瓣”社会性死亡”小组简介
智族GQ：为什么在现实中这么尴尬的一件事，大家反而愿意在网络上主动去发帖讨论呢？
刘能：因为自嘲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社交技术，它涉及到在小群体里如何建立起恰当的自我形象。网络上的约束环境和现实中是不一样的，网络亚文化的文化期待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强调真实性，对吧？我如果符合了你对真实性的期待，那底下“哈哈哈哈”的回复，就由惩罚性的嘲讽反而变成了褒义的使用。这个和凡尔赛文体模式有点像，我非常谦卑地吹牛，反而变成一种社交的技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时候冠冕堂皇的、正常的要求，不一定被亚文化所接受，而有时暴露自己真实的、看起来跟主流价值观有不同的、有距离的社会性特征，可能引来的不是集体的惩罚，而是集体的欣赏。
智族GQ：我看到有一个与“社会性死亡”对仗的词，叫“数字化生存”，这两个词的对比也很有意思。
刘能：因为成为被评论的对象是有条件的。人家如果不知道你是谁，就无法评价。以往你的社会性评价是身边人给你的。正是因为现在的“数字化生存”，我们才能有几亿人、几十亿人同时看到这一则新闻。所以说“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可评论性的增加，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社会性死亡”的前提。
二、正当的，与暴力的
智族GQ：当“社会性死亡”被广泛使用之后，它频繁地出现在网络热点话题当中，含义也在发生改变，而且惩罚的意味也越来越突出了。
刘能：早期它是非本质性的评价，隐含了亚文化的赞赏性，后面慢慢又转型了。我认为“社会性死亡”最根本的含义是一个建立、重建道德话语的手段和方式，“社会性死亡”的典型案例，往往涉及到重新构建起一个道德谴责的对象，而这个谴责的对象一定是具有社会学含义的、具有代表性的。拥有不同的价值立场的舆论行动者，正在通过“社会性死亡”这种方式重新界定道德。
比如在国内外被曝出的性侵案中，为什么法院还没有宣判，被曝光者就已经“社会性死亡”了？因为性别的压迫是一个特别根本性的问题，是妇女解放运动终极要反对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每一个女孩的身上，而且发生的概率很高。所以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即使你没有亲眼所见，但是你说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它真的会发生。
所以是鲍毓明也好还是王振华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的确是性压迫和性剥削的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有权有势的男人”。这种（对于主体的）转译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有一种非正义的、结构性的关系存在，我们要反对这种结构，那么不管是谁，只要出现了一个案例的支撑，就会引发这种总体性的怨恨。
智族GQ：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以这种方式重建社会行为规范呢？它与以往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刘能：在网络上，舆论场的宽度、信息扩散的速度、舆论形成的速度与在现实中完全不同，表达的渠道多样性也不同。随着技术的变迁、社交媒体的普及，不会只有单一的舆论中心，会形成竞争态势下的多舆论中心。但其实跟过去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从远古时代起大家就爱惜自己的羽毛，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认为要成为符合他人期待的、有道德的人，这个没有变化，只不过量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得到了技术的支持。
电影《完美陌生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社死”场面：人们因为暴露了手机中的秘密而被迫展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智族GQ：但“社会性死亡”中也会出现反例。去年十一月，一个清华的女生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指责一个学弟在食堂侵犯了她，说“我确实不能暴打你一顿，但我先让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这件事后来被监控录像证实为乌龙，这个女生很快在网络上经历了一场更大的“社死”。
刘能：这也就是说，消除你的错误指证，我们叫“恢复”的过程，也应该以同样的力度。揭露和恢复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果是对等的，甚至被恢复者获得更高的收益，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均衡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往往重视揭露的过程，不重视恢复的过程。因为揭露所带来的新闻性要超过恢复。最怕的就是不均衡，没有恢复正义的机制，没有自我批评，没有公开道歉。所以我们的社会就是要更多地去考虑设置这样的均衡机制。
智族GQ：在这个案例中，是否双方当事人都遭受了过大的舆论惩罚？对于学弟当然是这样；而对于学姐而言，她发了一条指责别人的朋友圈，而遭受到全网大面积的非议，到最后自己的照片、学院甚至高考成绩都被公开了出来。
刘能：对一个人做的事大家能不能讨论？我认为只要法律不禁止，都是可以的。“人肉搜索”的不正当之处在于它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是非法的、不正常的，你可能通过黑客、或者未经别人授权就发布了隐私信息。但只要你的评论是真实的评论，建立在正当获得的真实信息的基础上，我认为是不应该禁止的。所谓“众口铄金”，这是全世界从古到今建立价值观的正统的方式。最简单的社会控制，就是他人的评价。
但即使是不真实的舆论，也有真实的社会控制的后果，比如种族歧视。所以首要的前提是，在这场社会性死亡当中，它所违背的，或者说舆论所保卫的道德原则是具有正当性的，它才能叫“社会性”死亡。什么叫社会性？社会性一定是代表社会公序良俗，代表一个种族和族群总体性文化的文化核心的。社会性死亡的人一定是与一个共同体整体上、文化上的原则相背离的。否则你不能叫他“社会性死亡”，只能说是一个小团体内的、亚文化上的死亡。
“社会性死亡”作为一种道德重构手段，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是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发出判断的吗？舆论的暴政现象有没有存在？所以这就涉及民众认知上的成熟程度，能不能独立、理性地做判断。要提防在“社会性死亡”过程中，这种建立在不成熟、非理性和不充分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上的，失控的过程。
智族GQ：你刚刚提到“恢复”过程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不良影响很难通过澄清彻底消除。比如一位杭州女士在取快递的时候被偷拍造谣出轨，她辟了谣也提起了刑事自诉，但她还是被任职公司劝退失去了工作。“社会性死亡”所带来的负面印象还是会留在人们心里。
刘能：那就要看是谁来接受这个信息。如果我们不信任这个系统，光信任揭露、不信任恢复，当然效果就不好。公司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就说明我们仍然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他不修正自己的误解，反而反过来延续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甚至强化了、验证了这个错误。别人就会想，你看这个人肯定干了坏事，要不然公司怎么不要她了？舆论确实有影响人的福利的效果，虚假的舆论也有真实的后果，这就是“虚假舆论的暴政”。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视频截图。被造谣出轨事件当事人接受采访时说：“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诽谤了，多数的99.9%的声音都是好的，但是那些恶意的声音它永远都存在。”
所以恢复的过程依赖理性，也需要法律去规定补偿。与互联网新的行为相关的立法，肯定是滞后的。所以在网上也会形成对遭受暴力者的人权救济。肯定有越来越多人反对这个公司的所作所为，对吧？其实我还是期待网民的成熟度。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违法，在道德上你不赞成，你应该有表达的权力，但是不应该选择辱骂的方式去表达。
年轻人的网络暴力，是他们过度追求虚幻的成功和地位的一种表达，在现实中达不到，那我在网络空间里面发言，就暂时获得了“话语权”。年轻人为了这样即时的收益而放弃了教育或我们所说社会化过程中要求他的，要有依据地说话。所以互联网上更难达成文化共识。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人损害了你的权利，那只能用其他的方式维权。比如说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运动的代言人，我们叫“道德企划家”，来为你发声。但在中国什么人能成为道德企划家呢？
“网红、KOL”不行，因为网红最重要的原则是你的公众性要可变现；“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候也很肤浅，也是理性计算派。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现在很缺乏道德企划家，整个社会很少有人认为道德付出、为公众的利益做出牺牲是最高价值，有时候即使你自己不想，你的合伙人都要来劝你收割、变现。
智族GQ：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社会性死亡”维护的道德是具有正当性的？它与网络暴力的边界在哪里？
刘能：边界就在于它保护的是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特别要注意，“根深蒂固的”并不一定是“主流的”。因为我们很多边缘的少数群体都是在“主流”的压制下丧失福利的。所以在社会学上特别不愿意把主流等同于真正的、真实的根深蒂固。不能简单的以规模去评价，而是要回到文化所嵌入的时间、地点和历史传统中，寻找它正当性的依据。在具体案例中，不同立场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的原则，这个时候就要分辨，有些原则是比另一些原则更根本性的。
智族GQ：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一边倒”所维护的道德也不是真正的道德，或者说舆论场很难达成共识？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刘能：现在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死亡”的观点代表了某个派别的主流，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所以意见分化，共识不能达成，分歧、冲突比比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观点对峙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45%比55%，甚至比例更接近的分化，就会引起文化战争。文化战争会导致社会的分裂，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我们福利的损失。因为大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许多程序不能往后推进，一直要去说服别人。比如国家对于生育的态度，和年轻女性对于生育的态度之间的分歧。
三、认知的共同体
智族GQ：如果按照您的解释，把“社会性死亡”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重构的手段，为什么最近会涌现出这么多“社会性死亡”式的舆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行为规范正在发生重构、开始对许多话题进行重新探讨？
刘能：社会行为规范的重构是随时在发生的，关键是看道德被破坏的程度。判断标准的转变就会导致道德体系的转变。
智族GQ：可能发展到现在，大家发现用原来的理由解释问题已经解释不清了，又开始寻找新的解释体系。
刘能：现在慢慢多元化了，这个价值观立场的变化在代际之间是非常清晰的。比如996，对于四五十岁的人来说，996意味着奉献，意味着集体的利益。对于年轻人来说996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强制性的、不平等的交换。对于同一件事，我们的评价标准和判断是不同的。
刘能教授
智族GQ：提到996，包括“社会性死亡”，最近的网络热词好像都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跟十年前“神马都是浮云”那种纯娱乐性的完全不同。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今天我与您这样，围绕着一个网络热词的讨论，希望靠把一个词阐释明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答案。
刘能：人们希望通过热词、通过一个新的“梗”，来获得认知上的支持与融入共同体的感觉。人们希望知道跟我具有相同立场的人，我的同袍、我的战友在哪里，我们需要在虚拟空间里站在一起。所以评论区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域。在这个时候年龄啊、城乡啊这些特征都失效了，我只看你的观点是什么，每天都在通过这个来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的激励，同时又是分权的行为。创造一个新的梗，重新建立起能指（表意符号）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叫社会性语言词典的扩张，这难道不是很重要的权力吗？这种权力不是行使暴力的权力，而是社会性的文化权力，它的结果无非是社会排斥与社会接受。你懂这个梗的含义，那你就是我们一拨的；你不懂，那你走远一点。现在这个权力掌握在每个人手里。
智族GQ：通过“梗”搭建出的网络人设，与现实中对自我的塑造，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刘能：现实中你的“人设”，有很多结构性的背影：比如你的口音、性别、阶层、出身，甚至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等等。比如你是女孩，我就知道你可能会感知到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但在互联网上，我们是用文化性、符号性的东西来装扮自己，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性背影就暂时消失了。所以数字化的人设是可操纵的，操纵的能力取决于你运用符号的能力，取决于你的美学素养。所以才更容易出现“surprise”，更容易出现“期待”的落空。你把自己的符号操纵成那样，但事实上你做的根本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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