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076万人，总量创历史新高，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矛盾仍然存在。
“宏观经济不好，就业不可能好”“针对就业的结构性政策，其实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近期在接受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卢锋指出，我们面临一些新挑战，例如我国经济目前短期困难与一段时间以来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相互作用，需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避免派生更为复杂棘手局面。
新闻：您此前梳理的数据，4月青年调查失业率（16到24岁）中国达18.2%，欧洲为13.9%，美国为8.6%。您觉得中国青年失业数据攀升的原因是什么？
卢锋：我国这个数据是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2%、5.3%。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我在5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一个视频研讨会上，引用了这个数据，把它跟美欧类似指标值比较，并做了一个简单点评而已。
疫情期中美宏观经济呈现出周期错位的镜像关系。目前美国面临几十年以来最高通胀压力，货币政策正在紧缩应对，不过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整体仍处在宏观景气度较高周期阶段。2021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1%，但去年四季度已经降到4%，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相对美国我们目前短期宏观经济景气度较低。今年前两个月有所回转，但3月份以后外部环境加上国内疫情冲击，导致4月份经济数据再次下行，5月份估计也不容乐观。如果上海、北京和其它地区散发疫情都能得到较快控制，6月份经济形势有望好转。
为什么我们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与欧美不同，基本原因还是宏观经济不在一个点位上，一个高点一个低点。宏观经济不好，就业不可能好，这符合经济学奥肯定理的经验规律。
新闻：目前的周期点位不同，主要是什么原因？
卢锋：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宏观政策不同。美国和欧洲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较大。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要铆足了劲刺激。美财长耶伦女士最近有一个自我检讨，说她自己去年对通胀形势看走了眼。2021年初讨论拜登政府是否要追加大规模刺激政策法案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包括民主党阵营内部不同意见争论，她积极支持实施新的救助法案，说这次我们要“go big（大干一场）”。顺便说一句，耶伦作为学者高官，事后能直面和坦陈自己有失误，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疫情前多年，耶伦和美国学界不少学者都认为，上一轮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财政刺激工具用的力度不够，2010年退出刺激时间过早，结果给美国经济和民主党政治利益带来损失。基于这方面经验教训总结，民主党主流观点认为面临重大危机时应该加大刺激政策力度。拜登上台时，美国经济已在比较强劲复苏，但是还要决定多烧几把火，所以财政政策铆足了劲刺激。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达到空前水平，现在回头看是过大了，导致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并且派生未来挥之不去的通缩风险。不过这个过激的宏观政策，确实也使得失业率很快下降，并且目前还维持在很低水平，在短期宏观增长方面得到一些实惠。
我国情况大体是，2020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宏观政策刺激力度也很大，基本所有工具都用上了，推动经济从二季度强劲复苏。该年7月决策层提出跨周期调节的新方针。从宏观考虑，2020年一季度跌了6.8个百分点，全年应该属于增长低谷，按照通常的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规则，意味着2020年应总体维持较为宽松的政策。
从跨周期调节角度看则可能需防范刺激过头，如果过了头到下一个周期时可能就会比较被动。此后尽管我们的宏观政策方针取向表述没有根本变化，然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宏观政策客观上处于边际紧缩状态，这在货币、财政、基建一些指标上都有体现。这个格局在2021年上半年大体得到延续。2021年两会提出实现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在平常这样提当然是很强的指标，不过考虑2020年2.3%的经济增速改革时代最低值，给定这个特殊基数效应，2021年6%增速应属不出特别意外应有较大把握甚至能较为轻松达到的目标。
于是2021年官方增长目标当时被广泛看作实现难度较小或有一定冗余度的目标，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形，并对去年一些强监管政策或有某种解释作用。去年密集出台的若干强势监管政策，其本身都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具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含义。通常情况下相关部门推进这些政策会比较注意分寸，比较讲究兼顾监管到位与呵护增长双重目标，如节能减排、教培和平台治理，包括金融风险控制和化解，可能都会重视双重目标的平衡。在去年经济增长目标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期，对增长影响考虑优先度似乎不比往年，客观上对经济增长可能也有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疫情影响差异。疫情大流行初期美国也采取类似我国的封控方式，但远不如我们做起来得心应手。病毒变为德尔塔和其它新变异毒株后，加上2021年初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美国虽仍间歇性地实施管制措施，同时转而更多靠老百姓自我约束。到2021年底奥密克戎出来，疫苗接种已较大程度普及，强制性行为管控措施基本就退出了。这对两国近来经济周期错位或镜像关系具有某种解释作用。
新闻：国家一直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今年也是明确给予了一些鼓励政策，江苏、广东等地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但也有人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中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不合时宜，您怎么看？
卢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府一直鼓励的，这本身无疑是合理和正确的：鼓励创新创业怎么可能会错？只是说创新创业本身是有它的规律，因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于或应该去创业，现实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做类似事情。常识告诉我们，更多的人还是会以某种雇员身份找到就业机会进入职场，这显然是客观规律。
所以鼓励是对的，只是说这方面努力对实质性解决当下规模的就业问题可能作用有限。毕竟有意愿创业并最终成功的人，在社会分布中总还是少数。特别在宏观经济不好的环境中，意味着创业的机会可能更少。当然对个别人来讲，永远能找到逆向的机会，不过这只是特例。
鼓励国有企业多招聘也是一样的，国有企业可以响应号召多招员工确实值得一试，但是作用多大可能也要务实评估。例如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额外招聘10万到20万可能已属于不易，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也有一定作用，但相比今年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千五百万以上毕业生和年轻求职者数量而言，大概能解决显著然而较小占比的岗位需求。
因此，这些措施应继续鼓励，只是效果程度无法估计得很高。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确定6方面33条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等，是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最新和力度最大的追加举措，加快落实相关措施对稳增长和稳就业都有望产生实质推动作用。另外在抗疫政策方面，即便坚持基本方针不变，如能有局部改进和优化，减少对经济增长影响，也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针对就业的结构性政策，其实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包括鼓励创业，鼓励国有企业多招人，学校加强辅导，多给毕业生一点时间等等。此外，可以借鉴国外的办法，短时工作制，采取政府补贴企业，让年轻人去进修或者去实习的办法。这是一次性的支出，并且可能有一个相当规模。这些政策能用的尽可能都用一下，先应对现在比较困难的局面，走出目前困境。
新闻：近年来，大学生理想的就业去向选择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有较大上升，是什么影响了大学生的择业观？我们看到，名校高学历毕业生应聘基层岗位已经不罕见了。
卢锋：高学历毕业生在大城市某个基层普通岗位就业，这个现象与一般常识、期望不一致，折射了现实存在的不尽合理因素，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高学历毕业生择业无疑应考虑社会需要和专业人才人尽其用，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允许个人选择可能还是底线原则之一。特定对象做了一个对他而言利益较好的选择，只要在现有法律与规则范围之内，他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评论，然而对其选择行为可能还是应允许或尊重。应该把积极正面引导与尊重个人选择结合起来。
其实体制内工作很多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工作，高学历毕业生愿意到体制内工作本身不是问题。不过太多高学历人才密集竞争体制内少数工作岗位，出现一个公务员职位应试人数高达百位甚至更高数量级现象，确实不能说是正常和积极现象。问题不在于年轻人踊跃报考公务员，而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现实关系仍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改进完善。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指出：“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如果这个改革要求得到充分实现，加上有关民营企业权利、机会、规则三平等方针切实落地，公务员招聘异常火热现象或许会自动适度降温。
跟这个问题相联系，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些具体矛盾问题，仍然存在体制深层根源。最近我系统梳理了一下中美贸易战以来两国经贸关系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表现，大量经验证据显示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也无法得逞，外部不利因素无法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我国经济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过经验观察也显示我们面临一些新挑战，例如我国经济目前短期困难与一段时间以来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相互作用，不仅导致需求收缩和供给抑制，更重要的是间歇性对市场主体预期产生不利影响，需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避免其派生更为复杂棘手局面。
我个人认为需要把短期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应对目前形势。针对去年底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近来进一步加大的现实形势，是要用足可供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现有政策加快实施落地，增量政策尽快设计出台；同时审时度势完善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大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依据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与体制改革创新互动规律，新形势下深化改革仍是应对内外困难的必然选项与“关键一招”。要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事项清单，结合新时期经济发展现实矛盾和问题，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快改革补齐体制创新完善的短板。
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为此要根据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改进和加强特定行业监管，同时也要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有序推进，从而协调监管动态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