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科比离世的影响和媒体环境大势所趋，种种事实证明，格莱美也是自作自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音乐产业观察”（ID：takoff），作者陈贤江。
“格莱美还值得信任吗？”
2020年1月25日，第62届格莱美颁奖礼正式揭幕前两天，《纽约时报》一篇关于2020年格莱美奖的评论文章，以这样一个标题，给这个盛大的音乐庆典蒙上了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媒体宣称原本有可能出席格莱美并登台献唱的乐坛天后Taylor Swift（泰勒·斯威夫特）确定不会出席。此前，直播格莱美颁奖的CBS电视台发布的照片显示，他们已经为Taylor Swift预留好了座位。
图片由CBS发布
作为两届格莱美年度专辑获得者，Taylor Swift今年是自2017起连续第四年缺席格莱美奖颁奖礼现场。不仅如此，Adele（阿黛尔）、Lady Gaga、Rihanna（蕾哈娜）、Katy Perry（凯蒂·佩里）等乐坛一线女性艺人，都悉数缺席了今年的格莱美奖。
这似乎印证着《纽约时报》的疑问，格莱美已经不再被信任。
《纽约时报》文章提到，与基于粉丝投票的美国音乐奖（American Music Awards）和基于销量的Billboard音乐奖相比，“精英主义”的格莱美，其奖项的质量曾经最受业内和乐迷认可，并因此获得专业上的高美誉度，从而成为最具权威性的音乐奖项。
但是，当媒体问出“格莱美还值得信任吗？”这样一个问题，足以说明格莱美60年来建立起来的口碑，正在崩塌——“信任”是存在过的，所以质疑才有意义，崩塌才有起点。
为什么格莱美不再值得信任了？格莱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要从一出“宫斗”大戏说起。
01 百日维新
“对于新的格莱美老大Deborah Dugan（德波拉·杜甘）来说，变化大都是好的：‘一切都在尝试’。”
2020年1月15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的发布了一篇对时任格莱美奖主办方美国录音协会（The Recording Academy）主席Deborah Dugan的长篇报道，报道中，Deborah Dugan对于格莱美的改革充满了信心。此时，距离Deborah Dugan正式出任美国录音学会主席兼CEO，一共138天。
在美国音乐产业的历史上，Deborah Dugan算不上声明显赫，这位前华尔街律师和EMI高管，在出任格莱美主席之前，最有名望的头衔，可能是U2主唱Bono （波诺）参与创办的一家抗艾滋病慈善机构的CEO。
但Deborah Dugan的上任，却引发了美国音乐产业的关注：首先，她是录音学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其次，前主席Neil Portnow（尼尔·波特诺）执掌17年之后，留下的是一个看起来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2019年格莱美奖颁奖礼举办前夕，获奖呼声甚高的美国女歌手Ariana Grande公开指责格莱美奖的一位资深艺人联络官两面三刀并拒绝出席颁奖礼，受邀的表演嘉宾新西兰女歌手Lorde也以格莱美歧视女性为由谢绝了邀请，“说唱天王”Drake（德雷克）在2019年格莱美奖颁奖礼领奖台上直接开怼，说自己不需要奖项认可，而年度录制作品（Record of the Year）和年度歌曲（Song of the Year）的获奖者ChildishGambino（孩子气的甘比诺）干脆就没到现场。
作为美国音乐行业的“Biggest Night”（最重要一夜），格莱美61年来从未如此混乱不堪，加上前一年曾因为说女性音乐人如果想要获得奖项上的尊重自己得先加把劲（Step Up）而引发众怒，Neil Portnow黯然下台。接替他的Deborah Dugan，2019年8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
“我要做的是放大被压制的声音，关心和反映快速变化的时代中音乐人社群的心声。”Deborah Dugan对媒体表态。
如美国舆论所愿，Deborah Dugan上任之后，格莱美表现出了一些新气象，2020年的格莱美奖提名里，女性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音乐人提名占比超过2/3；Billie Ellish、Lil Nas X和Lizzo等在2019年表现突出的新人，成为香饽饽，也预示着格莱美在锐意求新求变。
而且，为了表示对黑人音乐人和说唱音乐人的尊重，Deborah Dugan还亲自打电话给传奇说唱组合Public Enimey（全民公敌），告知格莱美将为他们颁发终身成就奖。
“你搞错了吧。”对话那头的Public Enimey有点懵。“没错，是你们帮格莱美设立了Rap（说唱）这样一个奖项。”Deborah Dugan解释说。
看起来，Deborah Dugan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Deborah Dugan表现出了一种志在必得的乐观。
然而，除了当事人，谁都没想到，接下来看到的却是一场“宫斗”。
02 祸起萧墙
《洛杉矶时报》的Deborah Dugan相关报道出街第二天（1月16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据录音学会官方的声明，Deborah Dugan已经因为“管理不善”卸任主席职位，董事会主席Harvey Mason Jr.（小哈维·马森）临时代管。
四天后，格莱美官网发布致录音学会会员的公开信，解释了Deborah Dugan离职的原因，有团队中有人投诉Deborah Dugan所建构的工作环境，存在虐待和欺凌，让人无法容忍。而在早前的声明中，官方强调，对Deborah Dugan“管理不善”的投诉者，包括一名高级别女性成员（未透露姓名）。
媒体嗅出了一丝火药味：距离2020年格莱美颁奖礼仅剩七天了，在这样一个的关键时间点发生这么大一件事，其中必有蹊跷。
果不其然，1月22日，Deborah Duga的代理律师公开发布了声明和长达46页的投诉文件，称Deborah Duga遭到了录音学会董事会的不公正对待，Deborah Duga在任期间曾受到性骚扰，而且前任主席Neil Portnow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强奸了一位外籍女艺人。另外，文件中还称，Deborah Duga曾经内部检举董事会成员存在不正当的利益交换，格莱美奖评选涉嫌黑箱操作，团队中性别、种族歧视严重，然后她就被解雇了。
“火力全开”的Deborah Duga随后现身美国知名电视节目《早安，美国》（Good Mornning America），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已经足以让舆论一片哗然。
录音学会方面称否认了Deborah Duga的指责，称其谎话连篇，前主席Neil Portnow怒斥Deborah Duga一派胡言。
耐人寻味的是，为录音学会和NeilPortnow工作多年的女性高管Claudine Little（克劳丁·利特尔）也站出来支持官方，称Deborah Duga在利用自己的性别误导舆论。
Pitchfork捋出了一条相关的时间线，Neil Portnow去年离职之后，Deborah Duga留下Claudine Little，作为临时助理，协助其完成过渡。未曾想，过渡期结束， Claudine Little离职，转身就跟录音学会董事会投诉自己曾遭Deborah Duga欺凌，2019年年底，录音学会董事会返聘了Claudine Little。
看起来，Deborah Duga和Claudine Little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有外媒分析，Claudine Little就是那位官方声明中未透露姓名的“高级别女性成员”。这位“高级别女性成员”背后的势力，是录音学会的董事会。作为主席，Deborah Duga失去了董事会的信任，而她自己显然也不信任董事会。
“宫斗”的结果，就是Deborah Duga出局，董事会成为最后的赢家。Deborah Duga还爆料说，董事会有意请回Neil Portnow。
但格莱美的问题，远非“宫斗”这么简单。
03 冰冻三尺
“说真的，Hip-Hop从未获得格莱美的尊重，黑人音乐从未获得过格莱美足够的尊重。”
2020年格莱美颁奖礼前一天的预热酒会上，说唱圈的大佬Sean “Diddy” Combs（“迪迪”肖恩·康姆斯，又称“吹牛老爹”）发表了50分钟的演讲，抨击了格莱美奖对待Hip-Hop和黑人音乐的态度。
这在Hip-Hop圈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2001年，格莱美奖无视Eminem（埃米纳姆）的专辑《The Marshall Mathers LP》的成功，把年度专辑颁给了Steely Dan（斯迪利·丹）的《Two Against Nature》，成为舆论的话柄。
“吹牛老爹”给格莱美算了笔账，格莱美历史上只有两张说唱专辑获得过“年度专辑”，2019年第一次有说唱歌曲获得年度录制作品和年度歌曲，至今只有四组说唱艺人获得过年度新人（Best New Artist）。
Hip-Hop圈还为Kendrick Lamar（肯德里克·拉马尔）的专辑《ToPimp a Butterfly》未能在获得2016年格莱美“年度专辑”忿忿不平，黑人社群则为2017年格莱美颁奖上Beyonce（碧昂斯）的《Lemonade》在年度专辑奖项上输给Adele的《25》耿耿于怀。
除了“种族偏见”和“曲风偏见”，“性别偏见”也被认为是格莱美的一大问题。尤其是最具分量的几个年度大奖中，男性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就连多次获奖的美国摇滚天后Sheryl Crow（雪莉尔·克鲁）都站出来批评格莱美不重视女性。而Deborah Duga“宫斗”出局之后，抨击格莱美董事会就是想维持自己“男孩俱乐部”（Boy’s Club）的现状。
实际上，格莱美奖常年被外界批评颁奖偏向“白人男性精英文化”。《纽约时报》评论说，“格莱美评委偏高龄、男性和白人，与音乐人们为未来推动的流行音乐背道而驰。”
这种“偏向”，普遍认为跟格莱美评委构成有关。据《时代周刊》网站的报道，2017年，格莱美对音乐评审性别构成进行改革前，女性评委仅占28%，非白人评委仅占37%。而录音学会对于会员的资历要求，又往往拒大量年轻人于门外。
另外，按照格莱美的评审流程，每一种细分音乐类型，会安排相应领域的业内人士来评选，比如乡村音乐由熟悉乡村音乐领域的专业评审来评选。但是，据美联社的报道，一位叫Steve Stoute（史蒂夫·斯科特）的业内人士称，格莱美直到2018年才为Rap（说唱）安排了针对该曲风的专业评审团。
“偏向”也就无法避免了。
除了评委构成带来的“偏向”，评审体系导致的“黑箱操作”，也因为Deborah Duga的曝光受到关注。
格莱美的评审过程，并不公开，提名初选由有资格投票的会员投票（过去是邮件投票，现在是在线投），提名终选由复选评审团投票，获奖者由会员投票选出。
格莱美官网发布的评审流程
尽管录音学院方面坚称投票机制公平合理，但Deborah Duga却爆料称在不公开的投票过程中，董事会成员有能力影响结果。按照Deborah Duga的说法，董事会有一份20位艺人的保送提名名单，今年的年度歌曲提名中，有一首歌在初选时仅排名第18位，却靠关系进入了最终提名。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明姓名的美国音乐产业资深公关人士接受Page Six采访时表示：“让我们正视现实，美国音乐产业的腐败现象从来就比电影或电视产业严重。除了奥斯卡，所有颁奖礼都有偏向，但格莱美不仅有偏向，还有欺骗。”
04 十年归零
“如果我们一直安于现状，格莱美只会走向末路。”
十年前，录音学院缩减格莱美奖项引发争议，时任主席Neil Portnow面对媒体，如此强调。
实际上，在2008年格莱美颁奖礼的电视收视率降到在历史最低点之后，格莱美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革。办提名音乐会、缩减提名奖项、强化社交网络运营、优化现场表演、邀请更多年轻人（尤其是网红）加入评审，先后请来LL Cool J（黑人）和Alicia Keys（女性）做主持等等。
格莱美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传统媒体受到互联冲击的同时，2010年代的格莱美收视率整体远好于上一个十年，并在2012年创下历史第二高收视。这证明了，尽管21世纪以来传统媒体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但只要措施得当，格莱美颁奖礼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在舆论看来，格莱美的改革更多是为了保收视率，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格莱美评审构成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和种族缺陷。
2018年，在学会女性成员和非白人成员的呼吁下，美国录音学会启动Task Force（特遣队）项目，对多元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研究报告，调整了人员结构，有针对性的新增了900位多元化评委。
据《时代》的报道，2018年的改革之后，格莱美评委会的人员构成中，女性评委占比增加到51%，非白人评委占比提高到48% 。Deborah Dugan出任录音学院第一位女主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完成的。
但问题似乎根深蒂固。2019年格莱美颁奖礼的乱象，撕破了格莱美的脸面；2020年格莱美颁奖礼前的“宫斗”，更是让格莱美的舆论口碑彻底崩塌。
更要命的是，格莱美正在失去年轻一代的信任。
2019年格莱美颁奖礼直播进行的同时，Ariana Grande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自己原定打算穿去格莱美现场的礼服，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Drake领奖时的一句不需要奖项认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全球Hip-Hop圈的共鸣。
时代变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音乐人们已经不再依赖格莱美及其背后的传统媒体渠道支持，社交网络上的庞大粉丝群成为他们的坚实后盾，而技术发展带来的工业力下沉，又让录音学会所代表的传统行业精英们也正在失去过往具有的权力。
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格莱美颁奖礼上创造了历史（第一位年度奖项全满贯女艺人）的Billie Eilish，专辑《When We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是在她哥哥兼制作人FINNEAS的卧室里录制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前所未有的不依赖于传统录音行业。
可是，格莱美一方面想笼络年轻人，却同时又在“伤害”年轻人。Taylor Swift和Ariana Grande身后庞大的年轻听众群体已经对格莱美不以为然，Drake的获奖感言和“吹牛老爹”的演讲则说明Hip-Hop圈仍然不信任格莱美——Hip-Hop却是目前美国乃至全球年轻人最热衷的曲风。
于是，2020年格莱美颁奖礼的平均收视人数创造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1870万人观看，除了科比离世的影响和媒体环境大势所趋，种种事实证明，格莱美也是自作自受。
改革十年，一夜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