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摘下口罩，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
编者按：本文来自「未来汽车日报」（微信公众号ID：auto-time），作者：李梓楠。
口述丨leo（化名）
整理丨李梓楠
编辑丨曹默涵
1月29日中午十二点半，酒店房间床边的电话铃声如约而至：“饭到了，来取吧”。
片刻后，走廊最西边的801号房门开了，一个女生戴着口罩走了出来。她到走廊的另一头桌边拿起碗筷和盒饭，然后往回走。到802号房门口时，她停下来敲了敲门，“吃饭了！”随后低着头走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
过了十几秒，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传来，802号房的人走了出来，重复着和女生一样的动作，803、804、805……整个楼层的人都是这样，有序地出了房间又拿着餐食回去了。房间里的人竖起了耳朵，仔细辨别门外的敲门声和脚步声，偶尔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到谁了，但大家无一例外都戴着口罩，一言不发，气氛有些微妙。
几分钟后，走廊重新恢复平静。这是从几天前就开始建立起的默契。按照过去几天的经验，半小时内这条走廊的各间房间外，会整齐地码放着一排饭盒，还有一次性餐具。
锦江之星8楼走廊 来源：受访者供图
这一幕发生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锦江之星酒店8层。据上海市政府消息，自上海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后，加强了对重点地区来沪人员的防控管理，首批设置了60个集中隔离观察点，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一家锦江之星酒店就是其中之一。
1月25日，这家酒店迎来一批特殊的房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抵达上海的武汉人。他们中有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老人，有因武汉“封城”而滞留在上海的公司职员，也有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照相关规定，自抵沪首日起，他们需要被隔离14天并接受医学观察。
26岁的武汉姑娘leo也是其中之一。自1月25日至1月31日期间，她在上述酒店接受了集中隔离观察。1月29日，她讲述了自己被隔离前后的见闻。以下是她的自述，经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整理：
被切断的回家路
1月16日，我从武汉坐高铁到上海，和旅游团一起搭乘航班去往越南。这是我很久之前就计划好的行程，那时候媒体上关于疫情的消息并不多，官方也并未确认这个病毒会“人传人”。按此前的计划，我会在除夕之前返回武汉，和家人一起过年。
到达越南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1月18日，学医的表姐在微信上告诉我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关于患者感染的消息不断出现，我开始担心妈妈。因为我回程还是从上海坐高铁到汉口站，但汉口车站离疫情爆发的地方很近，我是不敢去了，就改签了一趟到武昌站的高铁。担心火车站人太多，我还买了一张23日晚一些从上海直接飞回武汉的机票。
1月23日，是我从越南回国的日子。当地时间9点半起飞的航班，我5点多就起了床，早早赶往胡志明市的机场。早上洗漱的时候，我朋友告诉我，武汉封城了，我当时就傻了。
我有想过不回国，但后来想到如果我自己没什么问题，最好不过；万一我真的有什么问题，可能在潜伏期，我对越南的医疗水平不是很放心，所以当时想的还是先回国再说。
开始我对封城的概念不了解，以为是只能进不能出。结果那天我落地之后，发现之前订的火车票和飞机票都自动取消了。旅行团里就我一个武汉人，其他都是上海人，他们各回各家，我回不去了。
最后没办法，找到杨浦区的一家全季酒店，选了二楼最靠里的房间，打算在这里进行自我隔离。我很怕被感染，如果真的带了病毒，也不想感染给别人。
一月份的上海非常湿冷。本以为不需要在这儿久留，我没有带厚衣服，也没有带生活用品。1月23日晚上，我决定出去购买生活物资，我带上了两个口罩还有太阳镜，走到最近的超市买了很多压缩饼干、卫生巾还有内裤。旅行时我带的都是一次性内裤，现在存量已经告急。
临时买的洗漱用品及酒店供给的药物 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家是单亲家庭，妈妈让我给家里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报平安，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在外面，都很担心我。我感觉每跟一个比较亲近的亲人和朋友打完电话，都比先前更难过了一些。
1月24日是除夕夜，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我还是一个人在酒店。这天的午餐，我吃了很多饼干。尽管一切发生得很突然，但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很窘迫。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有仪式感的，那天晚上我还给自己订了一个蛋糕和一杯奶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还是要让自己有一点感到开心的东西。
除夕夜订的蛋糕和奶茶 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个人感觉自己还是比较自觉的，一直在自我隔离，叫外卖都是让工作人员帮我放在房间门口，然后等他们走了我才出去拿，这样跟他们也没有接触。
自我隔离和之后被隔离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有很多生活必需品准备不全，如果是自我隔离，我还可以去外面买，但是我后来被集中隔离之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去准备各种东西了。
“打包”转移，集中隔离
转折点发生在1月25日，大年初一。
下午一点多，房间里的座机响了起来。全季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接到疾控部门的通知，我需要转移到别的酒店进行集中隔离，相关部门的人会来接我。
我有些崩溃，我不知道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会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我当时还是为自己争取了一下，跟酒店的人说我离开武汉已经10天了，没有任何症状也一直配合检查，能不能还是继续自我隔离？对方说不行，有规定。我又说那我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我不希望在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跟陌生人住一起，他们说这个应该可以。
下午五点，酒店的工作人员领着一男一女两个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人来到我的房间。这个场景很魔幻，有那种生化危机电影的既视感。我洗了个头，没有化妆，戴好口罩就拖着行李跟他们走了，有种自己是电影女主角的错觉。
因为从越南回来，我给朋友买了很多伴手礼，加上到了上海又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的箱子被塞满了，还挺重的。当时住的酒店二楼，他们让我不要坐电梯，走楼梯人少一些。
我看见那位男工作人员伸手想要帮我拎箱子，但我还是自己拎着下去了。如果放在平时，男生看到女生一个人拎那么大的箱子肯定会伸手帮一把，但现在特殊情况，我的箱子也没有彻底消毒，还是不请别人帮忙了。
与生化危机不同，来接我的不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而是一辆大巴。这辆大巴很空旷，大巴的后排坐着一个戴口罩的男生，为了减少接触，我坐在了靠前的位置。
在车上，防疫人员递给我一张承诺书，上面写着，服从安排不乱出入，自愿在某处隔离14天等字样。14天没有说明是从哪天开始，如果从抵达上海首日（1月16日）算起，一切都正常的话，我应该过几天就能解除隔离了。
随后，我被送到了上海杨浦区的锦江之星酒店。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这个酒店，有人曾经把这个酒店被救护车包围的场景发出来，我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
防疫人员告诉我，这家酒店目前已停止对外运营，成为近期抵沪的武汉人的集中隔离点，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人。我和车上的另一个男生被安排到8楼的客房。隔离的措施很彻底，防疫人员先护送我上了8楼，然后再由另一拨人将那个男生送到房间里。
酒店的窗外 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的房间在走廊的最里头，朝南，有将近30平，采光和视野都还行，可以看到远处的居民住宅区。房间已经被消毒过，空气里有一阵浓郁的酒精的味道，桌子上放着一个小药箱，口罩，体温计以及一张印着注意事项和医生联系方式的A4纸。
那是我从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看见N95的口罩。
“我现在最用不上的就是钱”
酒店每天提供三餐，菜色我觉得真的没得挑。早上8点到10点之间会送早饭，中午12点到1点会送午饭，晚饭是晚上6点到7点，早饭一般是包子、粥、饺子这类，午饭和晚饭是盒饭，四菜一汤，种类和营养搭配都很好。
酒店的饭菜 来源：受访者供图
印象最深刻的是1月26日早上，我到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有两个包子，其中一个是流沙包，我觉得非常好吃，比我去广州吃的早茶里面的还好吃。
8层的走廊很安静，被隔离的人互相之间不会见面，就像一座座孤岛。有一次，我吃完饭准备把饭盒放在门口，恰好隔壁房间的男生也开门了，我们两个探出脑袋对视了一眼又马上缩回去，赶紧关上了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疏离感在慢慢减少，我开始觉得住在8楼的大家都挺有意思的。昨天，我去拿饭的时候路过一个男生的房间，里面传来一阵歌声。我猜他是学声乐的，他唱的是很像春晚会唱的歌，类似《我的中国心》那种。
走廊也时常传来大家打电话的声音，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我们通过声音感知彼此，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看不见他们，但是你知道他们都陪着你。
即使如此，独处的时间还是太无聊了。这两天我在房间里一直把电视开着，把新闻频道播肺炎疫情的节目当做背景音。
除此之外，我每天都会睡很久，之前熬夜留下的黑眼圈这几天都淡了不少。为了减少这种作息颠倒的感觉，睡觉前我会特地把窗帘留个缝。
来源：受访者供图
朋友的问候接踵而至，所有人都在问，需不需要陪我聊聊天解解闷。但是太多了，大概一百多个人都来找我，我可能聊不过来。
人在这种时候就会异常渴望一些平时触手可及的东西。有一次，我忽然很想吃车厘子，就找我朋友说你能不能给我发车厘子的照片，我虽然吃不到，能看一看也是好的。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有点喜欢想多的人，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能够老是沉浸在那种很自我的状态里面，可能会出问题的。有意识地避免这些东西后，我觉得其实还好，现在网络很发达，不管是跟家里人还是跟朋友，也可以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我没感觉有多孤单，相反，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有点过度关心了。我们家亲戚每天都给我发红包，然后就担心我在外面没有钱过不好。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最用不上的就是钱。
突如其来的感冒
因为无聊，我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在镜子前面自嗨跳舞。不过嗨过头了也不行。
前天晚上，我觉得房间里一直吹空调太干了，就“作死”把它关了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感冒了。
我突然就很害怕，担心是不是自己带着病毒，然后过了潜伏期终于爆发了。
之前看到新闻特别不理解，就是有人从武汉回了老家，发热了但是故意隐瞒，我就在想，说出来就有人救你，干嘛还要跑，干嘛还要隐瞒。
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了一点感冒症状之后，那一瞬间我也犹豫了，我在想我要不要告诉医生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不告诉医生，我好像就没有生病一样。或者就像我平时偶尔一次小小的感冒，自己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短暂地纠结过后，我还是给医生打了电话。他听出来我有一些鼻音，就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支支吾吾地说我好像有点感冒了，能不能给我一点感冒药。他又问我有没有咳嗽，我说没有，他就让我再观察一下，注意量自己的体温，然后让保安给我送药上来，让我七八分钟过后去取。
人在焦急的时候，好像对每一分钟都很敏感。和医生通完电话之后，一过了七分钟我就出去看了一下，结果还是没送上来，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我急得又拨了电话给他，说过去了快一个小时了，还是没有送上来。他说那边可能有点忙，再给我催一下。之后我终于拿到了。
当天晚上吃完药，我9点多就睡了。还好今天所有症状都有所缓解。医生打电话时跟我说，如果一切顺利，1月31日集中隔离就将结束，他会给我开一个健康证明。
“我想尽自己所能，减少他们的恐慌”
我知道我们被集中隔离在杨浦区这边，给不少上海本地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那边大多是老居民楼，住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很能理解他们对我们的恐慌：为什么要把这群人放到我们身边，这不是害我们吗？
但我想尽自己所能，详细地把我们在这边的情况描述出来的话，能减少他们哪怕一点点恐慌。首先我们不是病毒的感染者，我们只是从武汉出来而已，感染的可能性高一些。如果不把可能携带病毒的我们集中隔离，四处流窜更危险。
这种时候很容易产生对立情绪，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减轻这种情绪。
这两天新闻里报道了不少滞留在外面的武汉人和湖北人遭到歧视和排挤的事情，我看了挺难受的。
很多武汉人、湖北人都是封城之前出去的，像我就是趁年前出去游玩。选择这个节点出游，真的是因为一年到头忙累了，然后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出来。另外大家出来的时候是真的不清楚疫情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我想对不是武汉人或者不是湖北人的人说，其实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也是无辜的，我们并不是无理取闹，我们也都在经受一些本来可能不需要承受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理解，不要因为极个别的情况，然后就对我们武汉人和湖北人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和看法。
然后，我想对在外地的湖北人说，一定要服从安排。不管是集中隔离，还是在家隔离，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这确实就是特殊时期的一些特殊方式。我们多配合的话，能够让这个情况赶快好转起来，然后一切恢复正常了之后，所有东西就都会好了。
有一些被隔离了的武汉人，对酒店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些很过分的要求，我自己也觉得他们挺奇葩的，并且还很气愤，就是因为这些人，导致我们这些“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在整个舆论环境中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了。摊上这种事大家都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本可以休假过年的酒店员工不得不坚守岗位，每天忙前忙后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困难，我们能克服还是尽量克服。
有句话说的好：我们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带来什么，而是因为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隔离这件事是我这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段经历像电影一样，但这不是电影，是真实的人生。
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它拍成电影，我可能也就是NPC（指电影里充当背景的非玩家角色，编注）的级别，但是我要做乐观地活到最后的NPC。
写在后面：
发稿前，我们再次和leo取得联系。令人欣慰的是，她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没有任何不适。1月31日一大早，医生在酒店给她开具了健康证明，准予结束集中隔离。
leo告诉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她已经另外找了一家酒店落脚，准备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自我隔离。到了之后，她点了这几天都没怎么吃到的水果外卖，“抚平一下情绪”。
一个春节没回家的她非常想念妈妈，想尽快回到武汉，但在这之前，还是会听从安排，一切为自己和别人的安全考虑。
好消息是，像leo这样“流落在外”的湖北人，或许马上就可以回家了。1月30日晚，湖北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表示，省委省政府“正在研究接回滞留在外湖北乡亲的方案”。
我们也想对看到这篇特别报道的每一个人说：照顾好自己，守得云开见月明。
2020年1月31日 上海日出 来源：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