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主要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分阶段复工，但在“第二波”疫情保持高压、“第三波”疫情未现拐点的背景下，即使推进复工也是保持谨慎、缓慢的步伐。因此，预计复工率“爬坡”的速度比中国更为缓慢，全球经济恢复疫前正常秩序尚需时日。
“预计外需在今年二至三季度都将大幅下滑，四季度也可能继续承压。”中金公司表示，海外经济活跃度可能需要3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升至九成左右的“开工率”。
新型城镇化是政策必选项
相关测算显示，在疫情冲击下，如果今年下半年经济回到6%以上、全年达到2.5%-3%的GDP增速，需要财政赤字“主动扩张”3-4万亿元的水平。
中金公司指出，当前形势下，稳就业稳民生需要较大体量的“主动”财政扩张，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在短时间内承载较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同时，为达到财政“主动扩张”、拉动内需的必要规模，仅靠纾困和消费券类的措施体量不足，扩大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基建投资也成为财政发力“必选项”。
从中期视角看，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中期挑战。具体来看，推进以户籍城市化和大都市圈建设两项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化解三个方面的中期挑战：一是面临全球化停滞，中国打造更完整产业链、以及加速扩大内需的挑战；二是化解近年全要素生产率较21世纪初出现结构性下降、叠加疫后供给需求尚需时日恢复的短期矛盾；三是劳动人口老龄化加速，尤其是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快速攀升的挑战。
而从长期看，推进户籍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建设，则是进一步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虽然我国表观城镇化已近六成，但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均远低于这一水平，同时户籍城市化及现代都市圈发展滞后，且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均对实现消费扩容、产业升级、及生产力提升等中长期目标形成制约。
加快户籍城市化，有利于提升总体居民财富增长、提高城市生活质量、释放消费潜能、优化劳动力资源分配、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促进连续就业，从而有效推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打造更多高级别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有利于加快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迭代升级，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有效缓解城镇化过程中房价、生活成本快速攀升等一系列的“大都市病”。
新老基建同迎风口
中金公司表示，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行，需要城市内、城市间加强交流能力，大幅提升人口净流入城市的实际承载能力，以保证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以及民生相关配套设施。因此，除了更多聚焦升级城市“软件”的新基建以外，传统基建也在大部分城市有升级、甚至提前规划的需求。
比如，打通城市内外人流、物流及信息交流通道，需要加强城际铁路、市内轨道交通、路网、公用设施网络升级、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等建设。同时，升级城镇的生活设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及在提升城市聚集效应的同时防治“大城市病”，均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基建进行助力。
此外，中金公司同时指出，疫情影响叠加全球复工的“道阻且长”，中国出口负增长的局面可能延续全年甚至更久，虽然疫情带来扰动仍属外需短期波动，但如果持续时间长达一年甚至更长，随着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积聚，仍会把扩大内需、加大基建投资推到政策对应选项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