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
她们在上下班的间隙也要穿高跟鞋，蓝色工装里露出粉色衬衣，把自己打扮的像孔雀……这些小细节让蛙池乐队的年轻人知道，精致是不分阶层的。
在东莞，关于工厂年轻人的故事，乐队的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他们至今还记得前几年街头经常出现的旱冰队。通常是在傍晚，下班后，一个人扯着一面旗帜领头，几十个穿旱冰鞋的年轻人跟着他在大马路中间蜿蜒穿行，经常是一队接着一队，“很壮观”。
撰文丨袁斯来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松糕鞋、女人街、漆皮包
《孔雀》是一首只会诞生于珠三角的歌——
“排队、吃饭、下班卡空隙间，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这黄昏总按时来临，狗屎之中打捞星辰。”
两年前，依依还是一个在东莞工厂区上班的白领，有一天她离开宿舍，穿过马路，走进厂区一楼那条很像地下隧道的长走廊，挤在穿着蓝色工服的工人中，等着排队上班打卡。
灯光暗淡，在一片单调的蓝色潮流中，依依注意到一些细节：工服裤管下，有的女工踩着一双高跟鞋，或者蓝色衣领里露出一小块娇嫩的粉色衬衣。这是一些不协调，但很有意思的点缀。按照厂规，女工进到车间都会穿上安全劳保鞋，“就上下班那一两分钟也要穿高跟鞋，不嫌累吗？”
2020年9月24日晚上，在深圳龙华区的家里——那个地方也是个工业区，靠近东莞——依依回忆起两年前在东莞工厂里的场景，仍然觉得“特别牛×”：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精致是不分阶层的”。
后来，这些模糊零碎的片段，成了《孔雀》中副歌歌词的灵感来源：“你佩戴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
《孔雀》歌词封面
还是2017年，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依依、三丰、迪生和浩仔组成了一支名叫蛙池的乐队，最初，他们想要唱点东西，但时间一直凑不到一块去。有两年的时间，他们只是各忙各的，偶尔会碰一碰，琢磨着唱点什么。直到2019年，才陆陆续续有歌出来。
最初，这个乐队几乎没有人知道。2020年夏末秋初，他们的那首《孔雀》突然在年轻人中流传起来。一开始，它被埋在音乐网站成百上千首原创音乐中——那些音乐大多来自一些无名乐队，唱着一些文艺小青年的city pop——假如你是一个乐评人，你就知道在这里发现点不一样的东西，是多么困难了。
健崔的感觉就是如此，听了太多“狗屎”后，他觉得自己脑子已经快要麻木。早年他是个“小记者”，跟着嘎调和carsick cars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认清做音乐要穷死的现实后，他急流勇退，搬去了上海，10年没再进过音乐圈。今年疫情时没事做，他给一家主流音乐平台的原创音乐榜当评委。从那之后，他每个月都要听几十首city pop，“pop不起来了”。
忽然有一天，一串阴郁的贝斯从sonos音响撞入耳膜，低沉的女声，唱起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松糕鞋，松糕鞋，踩上女人街，漆皮包，装着充电线，牛轧糖，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
健崔瞬间被击中，这和他之前听了半年的“狗屎”完全不同。“特有劲，一下把我带回了十多年前D-22的现场，我就特想对着我们家大衣柜pogo（原地纵跳），特想撞我们家墙。”他在一次电台访问中回忆。
他又点开下一首歌，仍然是这个乐队的，歌曲叫《河流》，温柔的旋律，如同呼喊一般唱着：“你问我，这水温还ok么？”
“震撼到了，太好听了吧。”他把歌放给朋友听，那人点评了一句：“他们音乐有些东西，内核和别人不同。”健崔决定，要当这个乐队的经纪人。
见到几个90后孩子时，他们的成熟让健崔有些意外。他原本抱着“炽热的感情”想要保护他们，就像“老鹰捉小鸡游戏中的鸡妈妈，资本老鹰来之前，帮他们做判断。”一接触他便发现，他们“脑子极其清楚”，压根不需要保护。乐队里四个人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应该做哪些事，不排斥资本和商业运作，却也不会急功近利。健崔知道，他们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孔雀
在工厂长大的孩子，见惯了穿着相同颜色工装、面目模糊的人群涌出工厂大门，也见惯了染着五颜六色“杀马特”头发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招摇而过。离工业园只有3分钟车程的万达广场，能听到大江南北的方言。
关于工厂年轻人的故事，蛙池乐队的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鼓手浩仔至今还记得前几年街头经常出现的旱冰队。通常是在傍晚，下班后，一个人扯着一面旗帜领头，几十个穿旱冰鞋的年轻人跟着他在大马路中间蜿蜒穿行，经常是一队接着一队，“很壮观”。很多人的滑轮上会闪闪发光，灯光效果和一些技艺高超滑手的花式表演会让这样的群体活动进入高潮，带给这些孩子最浓密张扬的快乐。
2013年，东莞街头，玩轮滑的年轻人 ©东方IC
在乐队主唱依依的记忆中，有两种人她最为熟悉，一类是朝夕相处的同学，一类是女工。
依依在湖南人集中的深圳龙华区度过自己的少女时期。有几年她住在父亲为员工租的宿舍里，就是本地人在自己老屋后修建的自建楼。直到现在，她还能记住楼下屋顶瓦片里那股潮湿的气味。
后来大学毕业，她到东莞一家著名的快消品公司做市场营销。那是一家老派的公司，来自台湾的老板信奉“工贸一体”，她们这帮小白领就和做糕点的工人，住进了离东莞市区半个小时车程的工业区。
依依对我讲起的那段生活，就像是经由一条隧道，进到了一部机器之中：每天早上8点30打卡上班，固定在格子间对着电脑一整天，中午到食堂吃饭，晚上常常加班到10点，然后回到2人间宿舍。每个人每个工作时段，就像一段段运行的代码，准确、重复、冷静。只有到了周末——很多是打了折扣的周末，依依需要约朋友去报复性地逛街，有时候要把商场里大半的店挨个扫一遍。
在这部机器里，依依是“白领”，虽然和工人们在一栋楼上班，但彼此泾渭分明——“就像未来世界那种结构”：一层是车间，他们办公区在上层。
像是看电影一般，她观察着工厂中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时候在大门口，她会看到一群工人风尘仆仆，身上背着铺盖卷，脚下放着行李，穿着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衣服，等待着登记，“就是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形象”。她觉得费解：“我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从那么北的一个地方，漂泊千里来东莞打工。”
依依的宿舍和流水线工人宿舍隔了三个车道的距离。下班后，她能看到比高跟鞋和粉色衬衣更多的细节：年轻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绸缎睡衣在阳台上晒衣服，她们总会把手机打开，让各种各样的声音陪着自己做事。入夜后她们会把音量开到吵闹的程度，依依隔着两个阳台也能听到。
2012年，入夜后的东莞工厂。宿舍灯火闪亮，阳台上挂满了女工的衣服 ©东方IC
这种生活持续了很久。2018年的盛夏，依依在东莞的地铁上无所事事张望，一个中年阿姨闯入她视线，让她震惊。阿姨白萝卜一样的腿上，穿着耀目的长袜，袜子是鲜艳的红色，脚上踩着露趾凉鞋，孔雀蓝，夸张的高跟。这样的大胆，直率以及我行我素，对依依来说不陌生，“我是看着杀马特长大的”。依依说，这幅熟悉的场景一下子把她拉回到住出租屋的时刻，“用烂俗的词来说，挺魔幻的。”
那天蛙池乐队约好了排练。在一个物流中心的Crossroad里，吉他手迪生、鼓手浩仔和贝斯手三丰做好了一首曲子。低沉的贝斯，有些嘈杂的吉他，鼓点狠狠落下，混沌、混乱、不成体系，忽然让依依想起在地铁上那位阿姨，她猜想，那也是来东莞打工的人吧，那么，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
她突然想写一个关于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一个跳出男性视角，只属于女性的故事。那个瞬间，很多浮光掠影般的记忆碎片掠过。南下列车的故事、工服下的高跟鞋，还有“世界工厂”东莞街头随处可见的山寨货——或许印着阿迪王，或者会是当年流行的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变体Balenciaka……
这就是《孔雀》。依依不觉得这首歌和工人命运的宏大话题有什么关系——她知道会有人这样想，这些人想要“帮助她们”，但依依只是想“赞美”她们——“她们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依依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即使每天和女工们经过同一个隧道，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何况其他人呢？
大学毕业时，依依拍过一条关于女工的纪录片，拍完那部片子，依依最大的感悟是：“人家不需要你去关心。”
依依那时候22岁，是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城市女孩——会看小众导演阿莫多瓦的电影，对工人有种不接地气的想象。她拍片子前在脑海中预设，她们应该过着挺悲惨的生活，经常被性骚扰，需要拯救。“想要塑造一个受害者的形象，然后去答疑。”
纪录片采访的三个女孩子年龄和依依差不多大。其中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女孩，冷冷淡淡的样子，语气有些凶巴巴。说起家人，她会愤懑不平：“给我打电话，总是让我打钱，从来不关心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但对外部世界的伤害，她似乎迟钝得多，这让依依非常意外。
还有一个女孩看上去有点“傻傻的”，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不怎么在乎，她的姐妹轻描淡写地说：“真是不想管她了，劝她不要那么随便，都堕了很多次胎了。”
她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自己的规则，也常常能逻辑自洽。那个“傻傻的”女孩被人骗了钱，就找了很多打手，一人50块，去把欺负她的人胖揍了一顿，这样把事情了结。
采访了一圈，依依发现，自己和那些女孩的对话似乎总在错位。有一个镜头，她问那几个女孩有没有什么梦想，其中一个说：“我要环游世界。”
这哪能算梦想呢？依依想要问到的答案是，梦想、路径和规划，“那种想要努努力，尝试达到的。比如说在以后回老家开个店。”
那时候，依依刚刚和那家台企签约，意气风发，准备在职场上大干一番。她以为，那些女孩也会有和她类似的上进心：努力学习，努力打拼，“去更好的世界”。预设中，这些女孩只是缺少一些机会罢了，所以要去帮助她们。
哪知道，这些女孩在自己的圈子里很知足，也很舒适，“没有不满，也没有渴求。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太平衡了。”
这部纪录片后来流产了。直到在东莞的工厂区工作2年后，她明白了，作为一个打工者，她和楼下的女工们没有什么差别，她们的生活演的是同一出剧目。
对于依依来说，这个剧目是由“成吨的梦”构成的：公司年底总结大会，做PPT和汇报的事扔给了她，“有几万个细节在中间。”接连十几天，她加班到凌晨两点，失眠到三四点，每天凌晨孤独地醒着，睡着后也会做“成吨的梦”——脑子里翻滚着数据和图表，要么在接受培训，要么在考数学。实在受不了，她就发Instagram，配的照片是张计算器的图，写着“快点厉害起来吧”。
这让她明白了，所谓更好的世界也不过如此，如同她在歌词里写的那样——“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
东莞的孩子
在东莞，漂泊似乎是常态。
作家张彤禾写过一本《打工女孩》，书中她记录下某个村庄砖墙上的一句话：“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那时，张彤禾眼中的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正因为没有记忆，所以这里如同深不可测的巨湖，最大限度地包容所有人。
依依似乎永远都在往前追赶。她看上去就是个很干练的公司人，小个子，皮肤微黑，穿着简单的T恤和黑裤子，头发利落地绑在脑后，表达简洁明了。她的每一步都经过精确的规划：高中成绩不好，就去学音乐，走艺术生的通道考重点大学；想进大厂，就努力准备面试，如愿以偿当上管培生。
但她至今无法说服自己成为一个更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朋友们对她的评价是“很飘”。那时候她不懂什么叫“飘”，她只是“从来也不关心公积金扣的比例是多少，也不知道底薪是多少，就知道大概每个月15号有几千块钱入账”。她一点都不关心这些细节，从小到大都不关心。
依依 ©咖小西
依依在深圳长大，父母到广东是1990年，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父母是人潮中的一对平常夫妻，他们带着6岁的小女儿，从湖南农村老家过来。父亲开过塑料工厂，倒闭后又去当职业经理人，攒够钱再起炉灶；妈妈最开始是流水线的女工，因为有高中文凭，后来坐进了办公室，成为白领。
在漫长的童年中，依依总是有种漂泊感。父亲如同拴着线的风筝，老家是握住细线的手，依依对父亲的理解带着诗意，“他总是有两种生活在关照着，对望、凝视”。刚来的那几年，依依常常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挣够了钱就要回去。结果，他们还是在深圳买了两套房，把工厂顽强地开下去。
漂泊也是东莞孩子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于和家人分别，习惯于独自在外。乐队里的四个人，三丰初中就被家人扔到新加坡，又去英国读了大学。在英国时，孤独的日子是靠音乐打发的。而鼓手浩仔从有记忆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地方睡觉——通常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家里。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很少见到父母，他们总在忙碌，先是忙着服装批发，后来又忙着开自己的服装厂。他会睡在学校宿舍，睡在不同的亲戚家，或者母亲的办公室。
浩仔个子很高，大约有180公分，白皮肤，架着黑框眼镜，给人不紧不慢的感觉。他没上过大学。有一阵子，他想去新疆学艺术，妈妈不答应，说是太远了，还帮他查了一下机票，的确好远。后来他告诉妈妈，决定不念了。
组建乐队前，浩仔到处都在打零工。帮人画画，去沙拉店端盘子，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呆一整天。他独自一人花一个小时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扫着扫着，浩仔会莫名其妙地抱着拖桶哭起来。“觉得自己很没用或者说像一个垃圾。”
也是在那段时间，三丰从英国回来了。他比浩仔大6岁，两人很早在琴行学乐器时认识，某天下课，两人出教室，一见如故——浩仔顶着一头油腻的头发，两人都带着眼镜，一个打鼓一个弹贝斯，“要不一起玩呗。”三丰说。
回国时，他满脑子就想着组自己的乐队，刚好家里有栋废弃的别墅，他要了钥匙，准备当做排练房。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别墅，灰墙蓝顶，外墙斑驳，院子里杂草及膝，铁门锈死。他们从小门绕进去，看到屋子大门已经被一层层树枝牢牢锁死，胳膊粗的树枝和细枝丫盘根错节。他们找来人用砍刀劈开树枝才能推开门。屋子里，灰尘飞舞，地板上还有一滩一滩的水渍。四楼已经被白蚁蛀烂。
有一阵子，那成了这些东莞年轻人的避难所。
他们选了唯一能住的房间，自己买吸音棉，改装成排练室，搬来乐器和游戏机，仔细地把这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一架沙发床，晚了就在排练室过夜。他们可以整天泡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弹琴和打鼓，绕很远的路去找食物，打游戏，听CD，浩仔还在墙上用马克笔画了一幅《神奈川冲浪里》。
天气很好的秋日，他们把已经没有床垫的铁床搬到院子里，仰面躺上一整天。岭南的秋季，阳光暖和，两人昏昏欲睡，聊音乐，聊起多年没联系时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在那儿，就跟乌托邦一样。”
乐队里的四个人，迪生、三丰和浩仔的童年都在东莞虎门度过。虎门曾经是全国最大的服装集散点，也是一个夜宵档能开到2点、四季如春的小镇。
迪生的生活比三丰他们稳定，家里也做生意，他初中之前在各个寄宿学校来来回回，一上高中，再也没离开过东莞。他和父母一起住，下午上班，在亲戚开的培训学校教小孩子打鼓，拍些视频给家长看，晚上回家就有做好的饭菜摆在桌上等着他。
生活波澜不惊，20出头的迪生总感觉缺点什么。当他看到三丰排练室的照片，像是久旱逢雨，马上联系上他们，赶到别墅。他当场给三丰和浩仔弹了段吉他，三丰原本想在未来的乐队弹吉他，听完迪生的solo说：“算了，我还是弹贝斯吧。”
左起：浩仔、三丰、迪生 ©咖小西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一天，三丰的家人告诉他们，那块地要卖掉了。他们被赶了出来。
离开的那天晚上，浩仔在屋里收拾最后的行李，窗外雨水倾盆而下，春雷在夜色中沉闷作响，青蛙“呱呱呱呱”疯狂地叫。浩仔看见一只青蛙跳到了路上，他知道，更多的青蛙从池塘里跳出来了。几个月前，这些青蛙还是池塘里密密麻麻的蝌蚪。
浩仔有些伤感，“我们离开了，青蛙也长大了，是不是知道我们要离开了，他们也走了。”当乐队凑齐现在的四个人，打算换名字时，这个场景跳入浩仔脑海，所以有了“蛙池”这个叫法。
不久，买家把别墅夷为平地。
他们也的确在长大，三丰成了剧组录音师，和女朋友结了婚，也有了养家的压力。浩仔在深圳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最近想着再去读个什么书，“社会好像还是挺看这个（学历）的。”
蛙池乐队正式组建要等到2017年——他们想工作之余，凑到一块唱唱歌。乐队缺个主唱，通过迪生朋友的介绍，依依加入了进来。
螺丝钉
当第一次听到依依唱出“排队，吃饭，下班卡空隙间”，浩仔心里想着：“（这歌）牛×大了”。
他在工厂里干过三个月。那正是他无所事事，“有时候抱着拖桶哭”的时候，妈妈托人在工厂给他安排了个设计工作。那是间很大的服装厂，整整一栋楼，几百个工人，接国外polo衫的代工单。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个子很矮，素面朝天，浩仔对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开了辆深蓝色的玛莎拉蒂。
每周一早上，上班前会有全厂集会。浩仔第一次参加时觉得挺可笑：“都什么年代了还做这种事。”
工人穿着蓝白相间的工服，整齐地在水泥地操场站成方阵。老板举着大喇叭，声音高亢尖利：“大家加油干啊，第×期的出货率不够。”工人们绝大多数时间安静地听，有时会应和一句“好”。一个小时后，集会结束，正好8点上班打卡——在工厂，时间是真正的金钱，不能浪费一分一秒。
那是另一部和依依待过的相同的机器，办公室死气沉沉，白色日光灯昏暗浑浊，人坐在隔间，“就跟买马卡龙一样，一格一格放好”。整个空间鸦雀无声，“真的是一句话都不说。”
2010年，东莞鞋厂的打工者们下班的后在读报 ©东方IC
浩仔对我谈起一个已经在工厂呆了36年的副经理，那是他至今难以完全理解的一种人生。
那人应该是外地人，粤语带口音。不到170的个子，常年穿着公司自产的polo衫，条纹的、黑色的、白色的，通常是黑裤子，脚踩运动鞋，黑瘦的脸上沟壑纵横，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工作间隙，领导们会三五成群邀约着去喝茶，他从来不参与，总是一个人窝在工位，接电话，整理单据。“能坐一整天，就基本上不起来。”他妻子也在这家工厂，就在他楼下的工厂管理车间。他们在东莞买了房子，但夫妻俩仍然住在公司的宿舍，孩子则放在老家。
浩仔去过那栋宿舍，老房子，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十多平米的房间，要塞进8个人。男孩子不讲究，空着的铺位堆满各式垃圾，吃剩的泡面会装着汤水扔在那里，栏杆上则晾着内衣裤。有意思的是，屋里照例有些鲜亮的点缀，包括塑料包边的圆镜子，立在桌上或挂在墙上，永远只有三种颜色——红黄绿，饱满浓烈。镜子背后通常贴着美女图，“你就像进了一个丛林里，地下是沼泽，中间是万花丛，旁边是墨绿色的树叶。”学画画的浩仔对色彩更敏锐。
那个副经理不会和小年轻住，他在那栋楼里有单独的一间。这仍然让浩仔不可思议，一个人竟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人生一大半的时光，“我都要自爆了，真的。”
这家工厂只有几百人，浩仔无法想象一个上千人、上万人的工厂中，那些年轻人的生活。“那种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圈，里面发生了各种爱情故事，人际上的恐怖的事情，欺凌的可能也有，就跟学校一样，但你要想厂子里的成年人更可怕，你没有觉得更可怕吗？”
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两家工厂，1年之中，有13个不到25岁的年轻人从楼上坠落。他们中间，有17岁的女孩，讨不到工资卡，身无分文从观澜走回了14里外龙华厂区的宿舍，从4楼一跃而下。
迪生多少能够理解一些那些工人的感受。他曾经在流水线工作了一个月，每天做的事就是盯着放大镜，拿着中性笔粗细的美工刀，铲掉电路板上米粒大小的瑕疵。到了第三个星期，迪生已经受不了了，哪怕被指派到别处搬几次货品，都成为渴求的放风机会，即使离开几分钟后工作台上会堆积起更多的产品。
“（工作）很简单，但是你又不能停下来。一天就坐着，啥也不用说。一直重复。”到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不停看表，去开水间喝四五次水，然后一次次上卫生间。
流水线上的工人 ©东方IC
2004年2月，站在东莞的作家张彤禾新鲜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打桩的工地、飞啸而过的摩托车，夜晚的公路两旁，一长排工厂灯火通明。“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16年过去了，东莞经历了很多事情。“世界工厂”的每一次起伏，工人的命运都会随之摇摆。它时而开始疯狂地招工，时而开始停工裁员。2006年，“禁摩令”后，路上没了横冲直撞的摩托：明亮的灯火下，穿着工服的女孩骑着共享单车擦身而过。
在当地经营乐队排练房Crossroad的Jamie驾车带我环绕了工业区外的CBD，据他说前几年这里直到晚上还会堵车，但那一天街道并不拥挤。
工业时代的气息仍然无处不在。Crossroad在一个物流中心，白瓷砖贴面，还是90年代的样式。晚上9点半时，隔壁的服装作坊还在赶工。戴着眼镜的阿姨正埋头缝补，几大摞包好的衣服放在隔壁桌上。排练室门口，直径一米的布料卷一层层直码到天花板。
那是一个有些寒酸的排练房，拉起卷帘门是二十平米的前厅，地上几桶大家跨年时留下的空酒瓶。白墙上，浩仔用马克笔描了幅2米高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之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肖像。白板贴着两张轻飘飘的彩印演出海报——这里的演出观众有时是个位数。
排练房不过六七十平，蛙池乐队自己动手粘好了满墙紫色的吸音板。他们很爱惜这个排练室，进门脱鞋，木地板光可鉴人。
隔壁的楼房正在翻修，布满脚手架，远处工厂还亮着灯光。隔条街是十几层楼的写字楼，有很气派的线条，却空无一人，暗夜之中如鬼魅。Jamie说，老板雄心勃勃地建好楼，才发现根本租不出去。他打趣着，“东莞不写字，所以写字楼没人租。”
三丰他们离开别墅后，迪生写了《扎辫》这首歌，歌中写到：“我只是个扎辫的少年啊，无所作为地厮守着这一片空地啊（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咖小西
◦ 封面图摄影：咖小西。